（中國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促進會副理事長）
【導讀】數字化轉型是個長期過程，從美歐發達國家的去工業化開始，到隨著信息科技革命而經歷的信息經濟、知識經濟、網絡經濟，再到21世紀以來新一輪科技革命掀起的嶄新浪潮，尤其是通用性數字科技的廣泛應用和產業化，逐漸融合了原來信息經濟、知識經濟、網絡經濟和智能經濟的所有特點，使原來的幾種形式集中到數字經濟這個核心內容，且迅猛發展，部分已變成生產、工作和生活上的經常應用，被世界逐漸接受為一種主要的經濟形態。
數字化轉型也體現了世界發展不平衡的特征。有的國家很早施行去工業化，有的國家剛完成工業化，各國歷史文化基礎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區域民族各有特點，而且轉型過程不是簡單的此去彼來，不能將數字社會與工業社會截然分開，“在這場調整變革中，工業經濟時代的產業運行體系還在發生根本性變革，資源配置、創新協作、生產組織、商業運營等方式加快轉變，全球經濟正邁入體系重構、動力變革、范式遷移的新階段。”嶄新的形態正在從工業社會的母體中孕育和形成，是揚棄中的此消彼長，這就使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經濟發展在全球呈現多種狀態。
（本文來源于《人民周刊》2022年第18期，第40-42頁，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參考。）
衡量經濟社會形態的興衰更替，要從工具、技術和生產力以及相應的生產關系和社會治理的一整套東西來把握。鐵器和牛耕使用的農業革命，結束了石器社會，開創了農業社會；以蒸汽機、電氣化為標志的兩次工業革命，結束了農業社會，開啟和深化了工業社會。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帶來經濟形態調整、變革和轉折的機遇，數字經濟時代正在到來。
衰落的傳統形態正在為數字經濟騰挪空間
數字經濟要成為新的經濟社會形態，處于衰落階段的舊形態就得為其騰挪出空間。工業社會經歷幾百年是否已經衰落？從幾個世紀不停地被批判其積弊，揭露其退勢可見，其弊端叢生，日趨沒落。
19世紀，馬克思指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認為工業社會不是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也不是一個能保證每個人都能得到充分自由與發展的社會。
20世紀，現代管理學之父德魯克認為，工業化生產方式對經濟領域和整個社會結構的改變，不斷加深現實社會危機，加劇了現實社會的沖突，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人類浩劫和災難，人們不再相信這樣的社會，大眾對市場機制以及對實現社會的經濟目標失去信心和興趣，并斷言工業化實踐以及工業主義，將以失敗告終。
21世紀，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分析工業革命以來的財富分配數據，認為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導致財富不平等加劇，資本收益率大于經濟增長率，自由市場經濟并不能完全解決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問題，直擊貧富差距的主因，建議通過民主制度制約資本主義以降低財富不平等，作者站在工業社會生產關系的立場，不可能提出解決工業社會的本質性方案。
其實，工業社會的每次危機都觸及其本質，只是工業社會早期、中期尚處于生產力的旺盛階段，由于及時知趣地調整生產關系，客觀上延長了這個形態的壽命，但衰落的命運難以挽回。
20世紀中期信息革命后，美國和西方國家也意識到工業社會某些機制和環節的危機，生產成本高，污染很嚴重，效率日漸低下，于是展開了“去工業化”。
一是將制造工廠由大城市遷移到中小城鎮和農村地區，甚至遷移到國外；二是發達國家的鋼鐵、造船、工程機械和紡織等傳統產業，逐步走向衰退，制造業嚴重萎縮；三是把生產過程的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裝配等環節，分散到國外工資成本低廉的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政策加劇了這種趨勢。
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幾十年去工業化很殘酷。美國的制造業勞動力占總勞動者的比例，從1965年最高值的28%下降至1994年的16%；日本制造業從1973年就業比重的27%下降到1994年的23%；歐盟15個國家中，1970年制造業就業比例的最高值是30%，到1994年下降到20%。
同時，金融和服務業迅速發展。美國服務業就業人數占勞動者總數的比重，從1960年的56%上升至 1994年的73%。其他發達國家均出現類似現象。結果造成美國虛擬經濟膨脹，逐漸脫離工業制造業等實體經濟，成了誘發2008年金融危機的一個原因，以至于后來幾任美國總統花力氣推動制造業回歸都難以如愿。
去工業化最應調整、變革以至去除的是僵化的生產體制、管理機制和不合時宜的觀念文化，然而卻簡單地削弱了工業、制造業和經濟實體。畢竟工業社會幾百年施惠人類，促進社會進步，樹立了崇高的地位，要真正推進經濟形態更新和轉化還需強烈的外部力量。
科技革命及其產業化催生新的經濟社會形態
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正好從外部沖擊到傳統的經濟體系。
一是數字智能技術拓展了社會連接的邊界。互聯網、物聯網，覆蓋了人、物、時空等廣闊范圍，打破了工廠、車間、倉儲、物流、銷售等環節的界限。工業時代的先生產、后消費、再分配的順序，正遇到數字時代的邊生產、邊消費、邊分配的并發狀態。擴大了原來跨國企業的內涵和外延，通過它們將數字技術快速傳播和推廣到世界各地乃至人類難以涉獵的更大范圍。
二是數字平臺的共享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在新技術的普及和應用中，超越原來工廠、單位、組織的信息傳遞圈子，使所有的生產、工作和生活都進入網絡視野。不斷發展更新的通信技術，以及龐大的數字智能體系，從最早運用于生活消費領域，向著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延伸，從便利和活躍人們的生活和工作，到應用數字技術創造出各種產品和服務，支撐經濟社會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三是數字科技的通用性盤活各個產業。在各項數字技術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又以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方式，融合生物科技、材料科技、航空航天科技、環境能源科技等，積極影響各個產業的技術進步和生產要素升級，共同推動技術轉化、產業創新和體制轉型，促進整體效果超越工業社會衰竭部分的分工、速度、質量和效率。
四是數字科技的強大智能普遍提升了效率。自動化不再限于機械化和電氣化，更多地與智能、網絡和數據相關。數字經濟的搜尋成本、復制成本、運輸與溝通成本的優勢，及可記載性和驗證性等特點，促進節能減排，并以虛擬方式參與市場的資源配置，應用數字孿生開展各種設計，數字經濟的“智造”代替傳統制造，定制化和即時性生產超越過去大工業規模化、批量化的生產，更好地滿足了消費者的個性需要，所有這些智能應用環節，普遍提升了效率。
五是數字網絡重構著社會組織。在數字網絡穿透原有工業社會一切組織結構的基礎上，直接將個人納入數字網絡并使之成為基本節點，無疑將帶來原有社會組織結構的調整甚至瓦解。人工智能、傳感器、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運用于各種協調、聯絡、監管和決策，體現了新科技在一定范圍內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對應。
伴隨新科技革命及其產業化產生的數字經濟，超越了工業經濟的發展邏輯和工業社會的運行規則，打破了物理時空，成為以萬物互聯為基礎、以數據要素為核心、以自然算法為產銷方法的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明顯地發揮著三大優勢：
一是強大智能。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傳感器的廣泛應用，提升了生產、工作和生活的智能性質，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規模使用，將會創造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多更好的產品和服務，將極大地提升生產效率和消費感受。
二是共享性質。價值流向的分散、向下和平臺幅射，有利于降低不平等發展，普惠人類。特別是“數字化轉型為供需實時計算匹配提供了堅實基礎，并通過高頻泛在的在線社交，以及漸趨完善的信用評價體系，為部分產業提供了未有效配置資源的低成本共享渠道，弱化所有權而強調使用權，促使共享經濟快速興起。”
三是生態文明。相比傳統工業制造方式，在創造同樣數量和質量的產品和服務中，會極大地降低原料和能量的損耗，特別是虛擬經濟和線上經營，大大抵消了傳統經濟方式占有的大量資源。
數字化轉型是一個長期和復雜的過程
數字化轉型是個長期過程，從美歐發達國家的去工業化開始，到隨著信息科技革命而經歷的信息經濟、知識經濟、網絡經濟，再到21世紀以來新一輪科技革命掀起的嶄新浪潮，尤其是通用性數字科技的廣泛應用和產業化，逐漸融合了原來信息經濟、知識經濟、網絡經濟和智能經濟的所有特點，使原來的幾種形式集中到數字經濟這個核心內容，且迅猛發展，部分已變成生產、工作和生活上的經常應用，被世界逐漸接受為一種主要的經濟形態。
數字化轉型也體現了世界發展不平衡的特征。有的國家很早施行去工業化，有的國家剛完成工業化，各國歷史文化基礎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區域民族各有特點，而且轉型過程不是簡單的此去彼來，不能將數字社會與工業社會截然分開，“在這場調整變革中，工業經濟時代的產業運行體系還在發生根本性變革，資源配置、創新協作、生產組織、商業運營等方式加快轉變，全球經濟正邁入體系重構、動力變革、范式遷移的新階段。”嶄新的形態正在從工業社會的母體中孕育和形成，是揚棄中的此消彼長，這就使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經濟發展在全球呈現多種狀態。
第一，主導地位。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在去工業化之后，又開啟了信息化建設，加之具有科技優勢，特別是美國硅谷對科技的長期孕育，使美國在數字科技產業化中走在前列，美國的蘋果、谷哥、微軟、facebook等互聯網信息科技公司，長達幾十年領航世界新經濟發展。雖然美國的產業數字化受工業空心化的不利影響，但為占據產業鏈高端，注重用數字科技武裝服務業，包括裝備制造服務業，占比還很高。馬斯克創辦的幾家公司在產業數字化方面非常典型，成就顯著。歐洲一些國家積極運用數字智能技術改造和提升制造業，如英國打造數字化強國，強化戰略引領；德國制定并實施工業4.0的方案；歐盟打造統一數字市場，構筑產業轉型共同體。
中國在20世紀奮力實現工業現代化，正好遇上信息化，便提出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既不誤信息化，又猛補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與工業化的有機結合，較早地為數字化奠定了基礎。在新世紀數字化轉型競爭的格局中，中國強力推進數字智能科技，加大產業數字化進程，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促進制造業和服務業利用數字技術轉型升級，使中國數字經濟2021年占GDP比重達到39.8%，美國還要大過這個比例。中美及西方一些國家的數字經濟占據經濟發展的主導地位。
第二，并列地位。在各國為數字化轉型和建設的努力中，有些國家的工業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過20%，并通過出口制成工業品來參與全球化經濟體系，剛達到工業化水平。同時順應數字化轉型的形勢，強勁發展數字經濟，使數字經濟處于同工業經濟、農業經濟并列的狀態。
這種并列狀態有利于充分利用電子商務平臺、數字媒體平臺、共享經濟平臺、在線自由職業者平臺，統籌考慮各業的數字化進程，進而“推動傳統經濟模式向形態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現代生產模式轉變，加速商業模式重塑，為創新主體的聯合提供更為便捷和廣泛的平臺，進而驅動資本、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的集約化整合、協作化開發、高效化利用與網絡化共享。”
第三，非主導地位。在全球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經濟發展中，仍有一些國家處在工業社會主導地位，少數落后國家還處在農業社會，這是由它們不同的歷史基礎和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數字科技雖然也很快傳播到這些國家和地區，甚至不排除局部地區和產業也在推行數字經濟，比如有的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受到中國等互聯網企業的帶動和支援，有的可以借助區域性、大企業的數字經濟平臺得到一定發展，但是它們還需要從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建設做起，需要從點到面規模擴展，在目前的總體經濟發展中，數字經濟不占主導。
第四，混合狀態。數字經濟與其他經濟已經難以清晰劃分，加之統計口徑不一，除了數字產業化的新產業外，產業數字化正在將傳統工業、農業、第三產業轉變為數字化形態，處于似是而非的狀態。雖然從舊形態的格局看，工業和農業占的份額不少，但是它們份額的增長，多數是數字化轉型帶來的成就。比如中國一些地方工業薄弱，數字轉型沒有負擔，正是數字化促進了傳統產業的升級，這些地方向數字經濟整體過渡很有前景和希望。
數字化轉型仍然在過程中，一切都在創新，全球經濟格局也會深刻變化。面對這些變化和創新，我們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地位、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重新找到發展的方向。相信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經濟發展，將會帶來一個智能升級、共享發展和生態文明的美好世界。
【作者邵春堡：中國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促進會副理事長，東中西部區域發展和改革研究院學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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