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明江來自重慶豐都縣龍河鎮大月壩村，是三四十萬“棒棒”大軍中的一員。他和愛人2004年一起來到重慶，因為腿腳勤快，很快就擁有了一批相對穩定的客戶。今年3月，做“棒棒”僅7年的譚明江貸款在重慶市區買了一套二手房，成為“棒棒”中為數不多的有房族之一。全家人住在一起，其樂融融。新華社記者 李健 攝
這是一群生活在大都市里的特殊人，他們離開出生長大的家鄉，懷著對未來的憧憬，承載著家人的期盼，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打拼。不論是否已在城里安家落戶，他們對這個城市經常懷有的是一種親切而疏遠并存的糾結感情，他們最為習慣的是對自己的生活報喜不報憂，會告訴家人，我在外面很好，用帶著幾分不在乎的神氣，輕輕掩下生活的不易和艱辛。若要用一種滋味來形容都市生活的感受，恐怕誰也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來囊括城市帶給他們的酸甜苦辣。
■ 樣樣操心
房子孩子老人如何抉擇
誰不愿意生活在故土，可如果這片故土太過狹小，生活過于封閉，難于承載夢想，那么人們便免不了心生出去搏一搏的念頭。但真正來到大都市，品嘗了最初的繁華之后，房子、孩子、老人、醫保，樣樣具體的事情接踵而至，頭疼的事從此便像空氣一樣揮之不去。
先說房子。
學土木工程專業的山西人小李在北京已工作5年多，加上上大學的4年，馬上就到而立之年的他，早已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擔子，而重中之重便是如何能在北京買套房，再結婚生子成家立業。通過不斷努力，他如今在公司做到了經理職位，工資也上漲到了4000多元一個月，也有了10多萬元的積蓄，可一路飆升的房價早已超越了他的承受范圍，而在他看來，沒有房子，其他的一切與家有關的都無從談起。“我不可能像有些人一樣，為了買房讓家人把老家的房賣了，父母也都是普通工薪階層，歲數也大了，我張不開嘴向他們要錢買房。國家這幾年也不是沒有做出努力，按照北京這次新出的房屋限購政策，我也屬符合在北京買房的條件，問題是房價還是太高。”小李說。
雖然有大量外地人涌進集中了頂尖資源的大城市買房置業并為此備受推高房價的責難，但和小李一樣，更多的外地人在大城市雖拿著相對老家而言較高的工資，但沒有也絕對買不起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今年各地紛紛出臺的限購措施，更是給外地人購房設定了高門檻。
除了房子，老人和孩子也讓都市里的外地人難以抉擇。
李女士在北京已經成家立業，也有了孩子。但是，雙方父母都還在老家居住。“家里只有70多平方米大的兩居室，一家三口住著剛好，如果把兩家父母都接到北京，根本住不過來，孩子現在還小，今后考慮她結婚的問題，也得準備一處房子。”李女士計算過：“父母養老、孩子上大學乃至以后結婚，每筆至少要二三十萬元。老倆口年紀大了，每天出門買菜我都特擔心，生怕摔一跤，可是接過來又不現實，老想著老人撫養我們長大不容易，論說應該好好孝順他們，可又沒條件，心里真是很痛苦。”
至于那些在這個城市里還沒有一點兒資產的80后，更是無法想象負擔老人的問題。“我們公司剛結婚的80后，家庭月收入七八千。兩家湊50萬左右，在北京也買不起房。”李女士說，即使上世紀7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如果沒有及時買房，贍養父母也會面臨大問題。
當然，外地人要生活在都市，還面臨著異地準生證、異地醫保等一系列問題，說起來不難，但跑起來跑斷腿。阿燕和先生都沒有北京戶口，懷孕后，為了辦準生證，阿燕夫婦來回在雙方老家跑了多趟，最后一氣之下，阿燕把自己的戶口遷到先生的家鄉河南，才最終辦下了準生證。女兒出生后，因為在北京生活的眾多不便，阿燕辭去工作，帶著女兒回夫家生活，徹底離開了北京。
■ 農民工
生存狀態更受關注
除了工作環境較好的外地人外，改革開放以來，還有大量的農民工進入城市，他們的生存狀態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
四川人大秦16歲時來到北京，初中沒畢業的他起初跟著叔叔在汽修廠打工，10幾年過去了，他憑著自己的努力在北京開起了兩家小店，全家都搬到了北京，還在南五環買了套房，買了一輛車雇人跑短途運輸，可以算是農民工中的佼佼者。在他看來，北京遍地是機會，只要農民工勤勞肯吃苦，賺錢的機會多得很。應該說，現在農民工的生存狀態比過去要好很多。“別的不說，我們那會打工時，沒有老板給你上‘三險’，也不會簽合同，工資低，各項福利沒保障。現在，政府對我們越來越關心，與老板有了糾紛有地方投訴，還有最低工資保障。”大秦說。
農民工出身的大秦，最為艱難的時候，曾經在手指斷了的時候綁著繃帶在冬日夜里為客戶修車，也曾為了給外地戶口的兒子在北京找一個好學校而愁苦萬分。“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學，一是已經不適應老家的生活，還有就是我們夫妻倆就得有一個人回去照顧他，收入也會少很多，供他上學和生活都會受到影響。”不過，令大秦欣慰的是，按照現在的政策，兒子即便沒有北京戶口，也能就近上學了，為他解決了后顧之憂。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眾多城市推出一系列破除外來人口受限的措施，如鄭州市的外來人口持居住證可享受多項市民待遇；廣東省外來人口憑居住證可享受就業服務、技能培訓和子女入學等公共服務；上海市外來人口憑居住證可享受子女參加高考、參加專業技術職務的任職資格考試和評定；深圳市外來人口憑居住證可享受勞動社保、教育、計劃生育等公共服務。令人欣喜的是，這些政策中的一大部分惠及在城市中處于相對弱勢的農民工階層。
■ 本地人
心態復雜而糾結
不難發現，針對外地人，本地人和政府懷著的常常是一種糾結心態。
一方面，大量工作是由外地人承擔的，除了一些公共服務行業外，除了大量城市必不可少的低端崗位由廣大農民工占據，大量高端外地人才同樣占據了都市里的重要崗位。不管承不承認，外地人在都市里的地位令人難以忽略。
另一方面，有的本地人懷著某種高姿態，如在公交車上看到不排隊的，在商場搶購熱潮中看到徹夜排隊的，總會自覺不自覺地來上一句：都是外地人干的。不過，他們常常帶著些沮喪的心情發現，原來這些移植來的外地人都已有車有房，一些本地人卻只能靠拆遷分得房產、靠父母買房，甚至全家擠住在一套小房子里。
懷抱這種糾結心態，本地人一面承認外地人為城市做出了巨大貢獻，一面卻抱怨外地人抬高了城市房價，給城市添堵。
這種復雜的心態在地方政策上或許也有所反映，常常是一邊要破除藩籬，一方面又不斷推出各種限制政策。
于是，這些努力打拼的外地人更困惑了：我們離親別友，在都市里打拼得這么辛苦，為什么還得不到認可？
■ 專家觀點
人口流動倒逼公共服務改革
數據顯示，目前我國總人口超13.3億，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過2.6億人，比2000年增加了1.1億人，增長81.03%。這意味著每6個中國人就有1個是流動人口。一方面是各地年輕人源源不斷涌入都市，另一方面是都市呼聲愈高的資源環境壓力以及接納、服務外來人口政策的搖擺不定。幾乎所有大城市面對如何完成發展騰飛期對外來人口從管理到服務的轉變，目前都在艱難解題中。
專家指出，擺在2.6億流動人口面前最現實的問題就是，如何突破戶籍障礙，讓他們平等地享有社會公共服務。不可否認，眼下已有城市部分放開了對流動人口的戶籍限制，流動人口遭遇城市制度性攔截的阻力正在逐漸減小。但現實問題是，2.6億的龐大群體，僅靠這些零星的制度“發放”遠遠不夠，而必須上升到社會管理服務的綜合改革層次，把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納入到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之中。
外來人口不是城市的累贅
閑翻歷史，我發現一個現象，有了城市，人類才走向成熟和文明的相對高級階段。早期人類漁獵生活，逐水草豐美、動物繁盛處食居，形成村落，后為集鎮，外來人口增加，遂為城市。有了更廣闊的需求，不同民族、不同類型人之間的文化信息碰撞、溝通與交流，才華與能力通過建筑、科學、哲學和文學藝術得到最充分的表達，城市促進人類文明取得輝煌成就。3000多年前的希臘、羅馬城邦，夏商周時的諸侯國也是城邦。尤其是中國古代繁榮的城市，必然文明昌盛，秦時咸陽，漢時西安，唐時洛陽，北宋開封，南宋杭州，六朝南京，明清北京，莫不如此。
城市的高速發展、良好就業環境和海納百川的胸懷，吸引著數以百萬計的外來人口，城市由有戶口的“土著”居民和外來人口共同建設而繁榮，尤其是近年來涌入城市的外來者，部分以文憑、能力融入城市，成為“有本”一員，多數人從事粗笨重活，他們踏實肯干，不惜汗水，奉獻著自己的青春、心血和智慧，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出巨大效益。他們是城市的腳手架、美容師、建設者，是城市前進不可缺少的力量，以至我們今天很難想象，如果沒有他們日夜辛勤服務，我們的生活、工廠及城市將如何運行。
視外來人口為城市的累贅，是一種偏見和短視。“以人為本”、“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是基本的公平正義。道理很淺顯：一是上溯八輩，誰人不是移民？二是人不僅是資源的消耗者，更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城市的欣欣向榮，是由移民共同辛勤創造的。
當然，如果城市人口規模過速膨脹，會在住房、交通、就醫、教育、治安等方面給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帶來壓力，但這絕不能作為歧視外來人口的理由，否則，我們學習踐行科學發展觀干什么？
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大規模城鎮化帶來的龐大市場需求，是中國經濟讓很多國家艷羨的獨特優勢。具科學發展觀的城市管理者，應感念外來人口為城市做出的貢獻，摒棄狹隘的觀念，以包容的胸懷，友愛的心態，一視同仁地對待他們。
而外來人口在為城市創造巨大財富的同時，理所應當獲得關愛和回報，如尊重他們的勞動、理解他們的奉獻、善待他們的訴求、保障他們的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