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教育自古以來就非常注重從兒童教育開始，為此，歷史上的一些專業人士還根據兒童的接受和記憶特點，專門編撰有相關的讀物，從形式上看，這些讀本往往是朗朗上口的帶韻文字的組合。這類教育學，被稱為“蒙學”，這類教育讀物，被稱為“蒙學讀本”。既然說“自古以來”，那么“古”到什么時候？見于歷史典籍記載的《史籀篇》是已知最早的蒙學類識字讀本，雖然歷代對于此讀本的形成年代曾有爭論，但至少是可以說相當早，一說是戰國時期。之后，歷代又有更多的蒙學讀本出現，內容從識字類增加到百科常識、人倫規范、人生哲理類等等。
在這類讀本中，影響較大的有西漢的《急就篇》、南朝梁代的《千字文》(此文還被佛教界用于對于大藏經的編號)、北宋的《百家姓》、南宋的《三字經》和清代的《弟子規》等。自從《弟子規》問世后，人倫規范類的蒙學讀本之最有影響者，除了《三字經》，當推《弟子規》了。(鑒于此兩者的重要性和影響之大，我曾經建議我的一位研究生以此兩者為文本，撰成《基于蒙學讀本的傳統兒童道德教育思想研究》的學位論文。)
《弟子規》本是清朝康熙、乾隆年間山西絳州的一位秀才、時人稱“李夫子”的李毓秀所編的《訓蒙文》，從這個題目來看，這是非常明確的教育(訓)兒童(蒙稚)的文本，王陽明撰有《訓蒙大意》，專門闡明如何對兒童進行教育，所以，“訓蒙”一詞亦自有據。后來，山西浮山人賈存仁(據余躍龍調研考證，其生卒年為1724～1784)修訂了此文，而有《弟子規》之名，從此才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后來也有的《弟子規》本子將作者之一標為賈有仁，但依《浮山縣志》有關賈存仁的記載，提及他撰有《弟子規正字略》，《弟子規》當是更為簡潔的流行名稱。在傳抄過程中，“存”字也有可能被誤認為“有”字。
《弟子規》的內容，是屬于行為規范類，盡管也有識字的功能，但主要還是告訴人們做一個社會人應當懂得的規矩，以及應當如何將這些規矩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內容依《論語·學而》中“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一段而安排，因而顯得更有邏輯性。而這一段經過三字一句的形式性的統一之后，也成為《弟子規》的序文，并因此而分為七部分，即孝、悌、謹、信、泛愛眾、親仁、學文，由此也可以看出，這是以禮的教化為先，文的教育為次，以此為教育方針，并將兩者結合起來。整體來說，《弟子規》實際上進一步發揮了《論語》中這一段落的內容，有點像佛教中的“變文”，即將一段經文加以發揮，可以形成很長的篇幅，很豐富的內容。但《弟子規》將這種“變文”的文字處理得更整齊而有韻味，更適合于兒童朗讀記憶。
相應部分的內容，《弟子規》用具體的事例規范了青少年們如何行孝、如何行悌、如何嚴謹地生活、如何守信、如何關愛他者、如何親近仁者、如何在此基礎上還有余力的情況下進而學習文化知識，這七個部分中，每一部分的篇幅并不是完全等同，前六個部分重地倫理道德的踐行，沒有這樣的道德實踐的教育，而只重視知識的教育，或者說，只重“文”而不重“行”，在《弟子規》看來，這樣培養的人，“成何人”？這個觀點不是很重要嗎？
《弟子規》在當今的中國大陸逐漸受到人們的重視，不只是有些家長重視，有些公司也將其作為員工教育的讀本，甚至佛教界推廣此讀本也很盡力，一些寺院開設的國學班中，《弟子規》是必讀教本，這也是人們對于當下社會對于青少年的道德教育、道德實踐某些不足的反省。
在眾多的有關《弟子規》的解讀作品中，由錢文忠教授在央視百家講壇所講授的《弟子過》并據此整理成書的《錢文忠解讀〈弟子規〉》是非常值得推薦的作品之一。此書既依據作者在百家講壇的講稿整理而成，自然有著這個講壇的風格，通俗易讀，深入淺出，故事較多，文字活潑，編排講究，以其“故事性”為例。錢文忠教授對《弟子規》中闡述的行為規范，又用相應的故事演繹出來，這更有利于讀者加強對于原文的理解。特別需要提出的是，作者將《弟子規》中的一些例子在今天的適應性問題加以分析，重在說明此類例子背后所強調的行為規范的重要性。這是值得倡導的。
此書適合于社會大眾作為家庭教育乃至職場教育的讀本來閱讀，故特為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