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資矛盾是市場經濟最本質的矛盾，在中國出現并不意外。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必經之痛”。但由此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高發，甚至出現風潮，必將影響社會穩定。回顧先發國家曾經的工運風潮，環視一些國家正在經歷的勞資矛盾困境，眾多教訓和經驗告訴中國，應對勞資矛盾既要審慎決策，更要積極而作為。
消解勞資矛盾，調處勞資糾紛，政府責無旁貸。這正是政府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職責所在。首先，政府定位要不偏不倚，改“親商不親工”為居中調停，努力實現雙贏多贏；其次，應對措施要科學得當，增加對勞資矛盾戰略性、預見性、對策性的研究，增長調處經驗；其三，要進退有度，分寸精準。
實際上，在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結構復雜化的今天，要拿捏好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分寸殊為不易，有時甚至比“走鋼絲”還難。
各地主政者既要回應勞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合理訴求，維護其合法權益，又要考慮資方的轉型壓力和現實承受力；既要考慮到勞動者對“地板工資”、“圍墻管理”的耐受力已經達到臨界點，也要預想到一旦短期內漲薪速度過快，勞動關系波動過大，導致資本外撤，技能素質普遍偏低的產業工人，將會出現更大的就業難題。在勞方訴求和資方訴求中尋找出交匯點，在勞方利益和資方利潤博弈中尋找出平衡點，在資方的自決式管理和社會的人文發展中尋找出精神共振點，是一道在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中統籌，在突出矛盾和多方訴求中斡旋的必答考題。
長久以來，中國飛速發展的前提和秘訣之一，是政治經濟社會的穩定。這是13億人民的最大利益。如何應對發展新階段的“勞資博弈”，考驗著各級領導干部的執政能力。
應該清楚地看到，資方在利潤充足的條件下，缺乏轉型動力，甚至還會成為某種阻力。此時，勞方反彈和勞資矛盾的“后輪驅動”，從積極意義上看，正是深化改革、推進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新動力。
順應“后輪驅動”的改革浪潮，各地主政者宜通過加強勞動立法、硬化執法力度、推動勞資集體協商、工會改革等體制機制建設，實現勞資之間的對話、溝通、和解，帶領中國平穩渡過勞資矛盾高發期的發展節點，步入和諧勞動、和諧發展的新境界。
將社會成本計入工資標準
《瞭望》新聞記者在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企業調查發現，一些企業的“地板工資”沒有考慮到工人的社會發展、社會成長需要。受訪專家建議，將工人的“社會成本”計入工資標準。
今年4月底以來，深圳大學和深圳市總工會針對全市農民工生存現狀進行了摸底調查，發放問卷5000份。調查顯示，當地農民工實際月收入在1300元～1700元之間。深圳大學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所所長翟玉娟說，農民工普遍認為，自己的收入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是造成自己不能體面工作和尊嚴生活的關鍵所在。
1994年就在廣東打工的湖南永州人張黃勇說，現在很多人在結婚、生育后感覺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沒錢教育子女、贍養老人，也沒錢買房子、創業。“現在企業支付工資就是讓一個員工活下去，而不考慮這些工人融入社會、個人成長的需要。”
在江蘇打工的周玉寶說，在自己月工資1000多元時，房價是每平方米1000元；現在月工資2000多元，房價卻漲到了每平方米7000元。“一想到房價，我心里就發慌。按照這樣的收入，買房只能是個夢了。”
“我們其實面臨著兩個生存壓力：一個是企業工作的壓力，只能不斷努力才能保住自己的崗位，怕生病，甚至怕結婚；一個是社會大環境的壓力，工人要地位沒地位，要關系沒關系，對未來的生活信心不足。”來自江蘇鹽城農村的農民工閔旭說。
“當前構建和諧勞資關系的關鍵在于改變收入分配比例。考慮到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將最低工資標準作為‘當然工資標準’的現狀，短期內最有效的措施就是統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翟玉娟說。
多位受訪人士認為，當前我國部分沿海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仍有調高空間。深圳市總工會副主席張素芬說，國際上通行的最低工資標準一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我國《企業最低工資規定》也認同這一標準。以此計算，深圳市的最低工資應該不低于1500元，遠高于當前的1000元左右標準。
在專家看來，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在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時，打破現有的過于偏重企業經濟成本核算、忽視員工社會成長成本的現狀，讓工人能夠通過工資獲得在社會上發展、成長的合理成本。
深圳市總工會生產保護部副部長王鴻利說，以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提供的“包吃包住”為例，表面上看是一種福利，但實際上大幅壓低了本應提供給工人的社會福利。而且工人一旦離開企業，這些所謂的“福利”就自然消失了。由于工人沒有在勞動期間積累足夠的收入，他們的社會生活壓力全部轉移到了政府和社會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