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中學是一座圍城，外面的人想進去，因為那里是通往大學的捷徑；里面的人卻想出來，因為這里是束縛個性的牢籠”
何天白，17歲，北京大學大一學生。一年前，在被保送后，他利用高三下學期兩個半月的時間，寫了一部近27萬字的小說《重點中學》。
由于何天白90后的身份，小說受到白燁、崔道怡、關仁山等評論家、作家的關注。
而這部小說被出版社定位為“中國首部關注當今教育體制的社會問題小說”。小說責編、花山文藝出版社編輯李爽認為，這部高中生所寫高中教育的小說，反映了來自受教育者的感受和呼聲。
何天白的母校是河北省衡水市的一所重點中學。這所在河北省乃至全國都頗有名氣的中學，在2010年高考中，就有78人考取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兩所名校。
校領導和眾多考取了名校的畢業(yè)生的合影，被做成巨大的“照片墻”。何天白也在其中。
“重點中學是一座圍城，外面的人想進去，因為那里是通往大學的捷徑；里面的人卻想出來，因為這里是束縛個性的牢籠。”小說封面上的這句話顯得意味深長。
何天白母校的“非觸”現(xiàn)象
“你這小說中怎么缺少女生形象啊？”媽媽李丹鳳看了兒子寫的小說《重點中學》后，不禁調侃何天白，“一共只有兩處提到女生。”
一向自信的何天白對此很無奈。“雖然平時和班里女生關系還算不錯。但對她們的所思所想還真的不了解！”何天白坦言，真是編都編不出來！
據他介紹，在何天白母校的校規(guī)中對男女生“非觸”有著明確嚴格的規(guī)定，這種情況下，男生對于女生缺乏了解，實屬正常。
所謂“非觸”，全稱是“男女生非正常接觸”。這是那所重點中學里的“敏感詞”。
何天白舉例說，他們校規(guī)規(guī)定，如果男女生一起去醫(yī)務室而沒有親屬關系，即為“男女生非正常接觸”；如果男女生之間互稱“姐弟”、“兄妹”，而實際并無親屬關系，也算“非觸”。
何天白的一位學長在博客里曾寫道：男女生在一起不是談理想、談目標、談志向，皆為“非觸”。
男女生之間一旦發(fā)生“非觸”，按照校規(guī)規(guī)定，輕則寫檢查、叫家長，重則被停課。
而關于“非觸”的規(guī)定，只是篇幅長達六七頁A4紙的校規(guī)中的一則。而每有新生入學，學習熟知校規(guī)則是“新生第一課”的主要內容。
新生也很快就能感受到在這所重點中學里，強大的校規(guī)幾乎“無處不在”。
一個周末，沒有回家的何天白和同學們在教室里上自習。由于老師不在，同學們便聊起天來。
突然，班主任滿臉通紅地出現(xiàn)在大家面前，教室安靜下來。
“來，咱們看一段電影。”班主任不動聲色。很快，剛才班里每個人的一言一行都出現(xiàn)在錄像中。
他告訴記者，在同學間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在這所重點中學里，除了心理咨詢室，整所學校監(jiān)控裝置可謂無所不在。老師只需要在自己的電腦上裝一個小小的軟件，即使在家里，同學們在學校的表現(xiàn)也能盡收眼底。 徹夜攻讀，聽課犯困用圓規(guī)扎
變態(tài)學習是為父母省錢
李丹鳳告訴記者，兒子上高中后，兩周時間放假一天：周六下午外加周日上午。周日下午一返校，迎接他們的首先就是一次考試。
兩周難得一天的休息，在考試重壓之下，自然變得索然寡味。
老師“不放過”學生，學生也同樣“不放過”自己。
何天白的一位女同學，就曾向他傳授節(jié)省時間的妙招兒：睡覺時不脫衣服，包括厚重的羽絨服，這樣就可以不蓋被子，從而節(jié)省了脫穿衣服和整理床鋪的時間。
而作為母親，李丹鳳向記者證實，這樣的極端案例不是“個案”，“我朋友家孩子的宿舍里也是這樣的！”
“在學校的那種環(huán)境里，你不這樣做，似乎你就是錯的。”何天白告訴記者。
在這樣的導向和氛圍中，孩子們對學習時間的追求也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在何天白曾就讀的那所重點中學，晚上22點10分宿舍熄燈，早上5點半統(tǒng)一起床。“我的一些同學自備了手電筒，打著手電筒看書學習。”為了躲過查夜老師的眼睛，這樣的夜讀時常會從凌晨兩點開始直至大家統(tǒng)一起床。
睡眠不足，嚴重影響了學習效率。為了提神，一些“變態(tài)”的方法被大家使用：喝咖啡喝茶、站著聽課都屬小兒科，甚至有的同學掐自己、用圓規(guī)扎自己來讓自己保持較好的學習狀態(tài)。
多年的求學應試經歷，使考試分數(shù)在這些重點中學孩子的心里，早已不再僅僅是分數(shù)，它意味著未來的事業(yè)、前途和命運，甚至是眼前為升入一所好學校父母所掏的人民幣。
“上小學時何天白就知道，上這所重點中學哪怕是差一分都要交18800元。”李丹鳳回憶說，為此每每淘氣損壞了物品，面對父母嚴厲的面孔，自信自己一定能考上重點中學，為父母省下18800元的何天白，總是頗為豪氣地對父母說：從我省下的那18800元里扣吧！
我為什么要把校長寫死
《重點中學》開篇第一章即為“校長猝死慶功宴”。
小說中，朗清中學這所重點中學的校長楊之濱，由于在他手里，“學校高考成績一連九年穩(wěn)居全省第一”，每年都會有40多名學生考上清華、北大，“占去全省的三分之一”。于是一提到楊校長，“誰不敬他三分”。
然而由于一次高考成績不夠理想：“朗清在全省的名次一下跌出了前五。”“學生的抱怨、家長的指責、社會的批評、領導的斥責，一齊向楊之濱襲來”。
于是，“楊之濱一下就蔫了”。“全國先進教育工作者——落選了，市政協(xié)常委——這一次壓根兒就沒有他的提名，至于省教育協(xié)會理事長的職務，他也主動辭了。”
在小作者看來，分數(shù)和升學率不僅是被教育者的“命根”，同樣也是教育工作者的“命根”。
于是，小說一開始，楊之濱再奮戰(zhàn)一年，將朗清中學高考成績再次帶至全省第一，從而在重享由此帶來的榮耀與尊敬時，卻由于勞累過度，在慶功宴上突發(fā)心臟病，意外死亡。
寫完這一章，何天白一臉沉重地對媽媽說：“我終于把校長寫死了。”為此，媽媽評價：“頗有當年福樓拜寫死包法利夫人之風。”
“校長猝死慶功宴”這樣的章節(jié)，對于作者來說純屬虛構，但教育工作者的不容易，作為受教育者的何天白則有著切實感受。
何天白就有一位老師，因工作勞累，昏倒在講臺上。談到自己的老師，這位90后言語中全是感激和尊敬。
但敬業(yè)老師為何難逃應試教育幫兇的責難？“如果對教師的評價機制不變，換了誰都會走應試教育的老路，而且越敬業(yè)走得越遠。”何天白說。
在何天白曾就讀的那所重點中學，每年學校都會評選“最受歡迎教師”。在這項評選中有學生為老師制作PPT、通過演講幫助老師“拉票”等環(huán)節(jié)，因而被老師格外看重。
但要想取得參選資格，首先一條就是老師所帶班級考試分數(shù)首先在年級排名中名列前茅。
這樣的評價標準，讓這名曾經的高中生認識到，應試教育植根的大環(huán)境不改變，教師的評價標準不改變，個別教育者的改革注定要失敗。
小說中，作為楊之濱的繼任者、上任時雄心勃勃倡導素質教育的朗清中學新校長尚革，最終在現(xiàn)實當中走入了“偽素質教育”的死胡同，在何天白看來，“實在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真應試教育：我是流氓我怕誰
假素質教育：說一套、做一套
在小說創(chuàng)作過程中，何天白每天邊“碼字”，邊在網上和同學聊天。
對于他的創(chuàng)作，同學們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好奇心。在寫一部什么小說？這是每個同學必問的問題。何天白的回答卻很簡單：一部反映“真應試教育”和“假素質教育”斗爭的小說。
“真應試教育通常擺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態(tài)度’。‘我就是應試教育，愛咋地咋地’。”何天白解釋說，假素質教育則是一副偽君子的面孔，“說一套、做一套”。
而在這名大一學生看來，相對于真應試教育，假素質教育更令人痛恨。“假素質教育不僅自己在說謊，還要教學生一起說謊。”而真應試教育起碼不會因為應付檢查，臨時換掉學生的課程表，“不會說我們學生的高升學率是玩出來的”。
上初中時的一次經歷，一直令何天白“耿耿于懷”。
學校為了應付一次關于素質教育的大檢查，竟然為同學們換上了臨時課程表。“在這張課程表上，美術、體育等副科得以幸免，沒被語文、數(shù)學等主科占領。”同學們還按要求從家里帶來了皮筋、沙包等。課間時，老師一反常態(tài)，要他們到操場上去做各種游戲，“還囑咐我們要玩得‘HIGH’一點”。
“這么做絕不是從學生的角度去考慮教育，而是一些教育管理者、工作者把教育作為自己獲得政績、取得成績的手段。”在編輯為小說改名前，作者為這本小說定的題目是《我們的校園屬于誰》。
小說中，“崇尚改革”的新校長尚革也曾想要全力推行“素質教育”，但迫于舊有考評機制和一些主管官員的壓力，“課改”改的變了味，走上了“偽素質教育”之路。
小說最后一章名為功德圓滿。而在作者何天白看來，結局只是一個“偽大團圓”。
而從“偽素質教育者”來說，推行“偽素質教育”同樣可以提高升學率，出成績、出政績，“受折磨的卻是每個受教育者”。
其實，創(chuàng)作之初，何天白也想寫一個真正大團圓的結局。“學生高興，家長滿意，學校成績也上去了，總之素質教育取得了成功。”但他提綱列了一半，他就寫不下去了。
“我所寫的偽大團圓的結局卻是真實的。”在他看來，現(xiàn)實中，即便明知是“偽素質教育”，只要升學率高，家長們還是一樣會源源不斷把孩子送來，“這就是現(xiàn)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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