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幕上的《一九四二》，正在還原1942~1943年中原地區發生過的特大饑荒，再現著那個時代老百姓的苦難與辛酸。然而，當銀幕上一次次出現形如枯槁的災民為了活命賣兒賣女的場面時，離我不遠的臨排臨座的觀眾席上卻傳來了陣陣笑聲。當影片中的鄉村牧師為凍餓而亡死不暝目的人祈禱時，當從餓死的母親懷中滑落出一個嗷嗷待哺的新生嬰兒時，當日本飛機把無辜的災民炸得血肉橫飛時，當一幕幕令人窒息令人流淚的慘烈場景反復出現時，觀眾席接著飄出竊笑聲！
這聲音實在是太刺耳刺心了，坐在我旁邊的一位老先生終于忍無可忍，猛地回過頭來，對著笑聲傳來的黑暗之處，低吼一聲：“笑！笑！你們的良心被狗吃了嗎？！”
這一刻，我忽然聯想到了我崇敬的魯迅先生早年也有過類似的悲憤。當時，還在日本學醫的先生也是在電影院，也是從影片中看到了同胞的被侮辱與被殘害，也是因為聽到在場的中國人無動于衷的笑聲，才痛感恥辱，憤然離開。就是這種笑聲，讓魯迅警醒：中國人的精神正在得病，醫生可以治愈身體的病，卻治不了中國人靈魂的病痛與精神上的麻木。于是，他棄醫從文，把手中筆變為一把解剖民族劣根性的鋒利的精神手術刀。
無獨有偶，與上述電影院里的笑聲同樣刺耳的，是不久前“傳”來的江西資溪縣虐殺野生動物的獵槍聲。我從一段真實的視頻資料里看到，在該縣所屬山林的小道上，獵手拎著中彈淌血被打死的獼猴和麂鹿，得意地笑著說：“它們（指動物）都是傻瓜！晚上，它們怕光，手電一照，它們就不動了，眼睛還反光，我們就朝著它們的眼睛開槍，一槍一個，真準，嘻嘻。”
這悲慘的場景每天都在上演。在資溪這個被命名為“全國生態示范區”、“全國綠化模范縣”、“中國最具原生態的旅游大縣”、“全國綠色小康縣”的亞熱帶密林里，每天都有幾十只甚至上百只野生動物和鳥類被獵殺后賣到城里的餐館酒樓，讓吃客興高采烈地享用。一條從捕殺、貯藏、運輸、銷售到餐桌的流水線，一條瘋狂的利益鏈，正映襯出某些國民素質中的愚昧和貪婪。
在物欲膨脹的社會大環境下，在金錢崇拜已經把許多人的精神、道德甚至起碼的同情心都吞噬殆盡的時候，如果我們再不去盡快建立一種健康向上的社會價值觀，不去下大力氣糾正種種荒唐乃至顛倒了的道德準則，如果讓我們的后代在污濁渾沌的社會風氣中變成貪婪、冷漠、毫無同情心的經濟怪物，那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一切經濟成就又有什么意義呢？一個缺少同情心、失去人間溫暖的家園，無論如何也難以稱得上是一個健康的小康社會；一個道德缺失的民族即便富甲天下，恐怕也得不到人類社會應有的尊重。
一個問題有意無意地被回避著，那就是要不要改造我們的國民性。盡管這個問題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己經為一大批先進的中國人所大聲疾呼。無論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如魯迅、胡適，還是后來成為早期共產主義者的陳獨秀、李大釗，都從不同角度把改造國民性，視為中國走向現代世界強國的關鍵環節。愚昧、落后、自私、散漫以及在命運的重壓下表現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精神狀態，始終是令那些可敬的思想前輩痛心不已的民族之殤。今天，一些人的表現，包括在苦難面前發出的刺耳笑聲；包括在自然保護區獵殺動物的槍聲；包括滲透于日常生活的種種欺詐違法、喪盡天良的丑惡行徑……所有這些，不都在一次次提醒我們，改造國民性同樣是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必要支撐嗎？
最近，輿論正在談論“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對照這八個字，筆者不揣冒昧地說，在提高國民素質和改造國民性上，以往的“空話”、“套話”、“大話”甚至假話，實在是太多了！“假大空套”的風行，必然導致不講實效的形式主義的泛濫和低俗文化的張狂。而形式主義表面文章的肆虐，又必定會使“入腦入心”的要求，變成蒼白的奢望與自欺的理由，從而進一步形成國民素質和道德的真空。正是真空，才讓拜金主義、財富至上的精神癌細胞暢行無阻，乘虛而入，也讓傳統國民性中最愚昧最落后最齷齪的部分借尸還魂。形式主義的“假大空套”在公眾的厭惡中，最終為低俗文化、為扭曲的價值觀，也為民族的劣根性，打開了大門。
敢不敢用先進的文化教育國民，能不能用大生產所要求的社會運行準則來提高國民，會不會用健康的市場經濟所要求的誠信體系來約束國民，善于不善于把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與當今世界普遍適用的行為準則進行有機結合，并融入國民意識，從而形成嶄新的健康向上的“新國民性”，是對中國社會發展的一種挑戰。（秦曉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