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強調“精神懈怠的危險”，深意何在
梁妍慧
對于這一“歷史周期率”的認識，以往我們談得比較多的是共產黨可以打破它，因為我們是先進階級的代表，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一度出現群眾成了“阿斗”，民主變成了代替、包辦的狀況，并未化作人民當家作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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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七一”重要講話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其中，“精神懈怠的危險”被放在了第一位。“精神懈怠”具體指什么？為什么要把“精神懈怠的危險”放在第一位？從世界大視野看，“精神懈怠”會帶來哪些危害？又該如何消除呢——
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首次提出：“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這“四個危險”論斷的提出，振聾發聵，它不僅點出了當前全黨面臨的現實危險及突出問題，而且是對全黨的一個莊重嚴肅的風險提示、危機提示。
■為什么把“精神懈怠的危險”置于“四個危險”的首位
“四個危險”中，“精神懈怠的危險”被置于首位。所謂“精神懈怠”，簡言之，就是一個人、一個黨，失去了信仰、目標和斗志。這對一個長期執政的黨來說，是一個躲不開、繞不過的現實危險。
早在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預見到執政后黨內驕傲的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
新中國成立后，在短短的七年時間里，黨領導人民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巨大的成就與執政的地位，“很容易使黨的干部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滋生驕傲自滿的情緒，使黨面臨著新的考驗。”這是黨的八大對執政黨地位的變化和可能帶來的問題作出的深刻分析。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不僅面臨著執政的考驗，同時又面臨著改革開放的新考驗。在經濟搞活的同時，不少黨員干部卷入了經濟犯罪之中。對此，鄧小平語重心長地說：“這股風來得很猛。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末，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403頁）這里，鄧小平提出了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危言。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黨領導的改革大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黨內也出現了一些突出的問題：一些黨員干部逐漸不思進取，好逸惡勞，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謀取私利的現象不斷發生，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也泛濫開來，影響了黨群關系。對此，江澤民同志從中國歷史上一個個封建王朝的覆滅中，從世界歷史上一個個不可一世的大帝國的崩潰中，從當今世界上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下臺的教訓中告誡到：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個政黨、一個政權興亡的根本性因素。蘇共執政74年下臺，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和在臺灣執政50年后失去政權，印度尼西亞前總統蘇哈托統治30年下臺，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執政71年下臺。這一個個例證警示我們，執政黨必須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
進入21世紀以來，黨領導的事業蒸蒸日上，我國已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隨著改革進入到攻堅階段，各種矛盾日益凸顯，有些地方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在黨員、干部中呈現滋長蔓延之勢，導致黨群、干群關系緊張，嚴重損害了黨的戰斗力和影響力。對此，胡錦濤同志在2006年建黨85周年時首次提出：“一個政黨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在今年建黨90周年時又首次提出“四個危險”的論斷，這抓住了黨建面對的現實，抓住了黨建中突出的問題，表明我們黨對當前黨的建設面臨的嚴峻形勢和尖銳挑戰有了清醒的認識，對長期執政所面臨的客觀危險有了準確的把握。正如1945年7月黃炎培在延安與毛澤東對話時提出的“歷史周期率”所言：“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個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
對于這一“歷史周期率”的認識，以往我們談得比較多的是共產黨可以打破它，因為我們是先進階級的代表，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一度出現群眾成了“阿斗”，民主變成了代替、包辦的狀況，并未化作人民當家作主之路。今天，我們認識到，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封建統治者、資產階級政黨，只要長期執政，都將面臨這樣一個變化的過程，這是任何執政者都躲不開、繞不過的客觀現實。共產黨的先進之處，不在于她能夠躲開這一從“聚精會神”到“精神懈怠”的變化過程，而在于她能夠承認并面對這一客觀現實，樹立起強烈的憂患意識，以此為出發點和前提，找到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之路。
■“精神懈怠”主要表現在哪里
我認為，從目前黨內的狀況看，“精神懈怠”不僅表現在個別黨員干部身上，甚至在有的地方呈現出滋長蔓延之勢，主要表現有：
一是理想信念動搖。對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缺乏信心。自以為有功勞、有能力、有水平，放松世界觀的改造，放松能力的培養。干事創業、拼搏進取的勁頭銳減，認為流了大汗，出了大力，該享清福了，工作上得過且過，生活上享樂為上。
二是宗旨意識淡薄。不能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以人為本，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言行不一，弄虛作假。對群眾疾苦漠不關心，對群眾利益麻木不仁，置群眾生命于不顧。甚至利欲熏心，見利忘義，大搞權錢交易、權色交易。
三是責任心和事業心不強。作風漂浮，相互推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失職瀆職釀成大禍。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好做表面文章，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釣譽的“政績工程”。工作不負責任，有心思做官，無心思做事，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精神萎靡不振，辦事拖拖拉拉，整天渾渾噩噩，無精打采，缺乏起碼的職業道德。
四是組織紀律松懈。法治意識、紀律觀念淡薄，對中央政策合意的就執行，不合意的就不執行，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對黨員民主權利、群眾民主權利不尊重、不重視、不落實，“一言堂、家長制”作風嚴重，習慣于命令方式、強制方式推進工作，不善于用民主協商的方式推進工作。選人用人個人說了算，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拉票賄選等問題屢禁不止，失去了選人用人的公信度。
上述“精神懈怠”的諸種表現，其核心就是信仰危機，人生價值觀偏差，心理頹廢斗志喪失。
■從歷史上看，“精神懈怠”有哪些危害？如何消除
從歷史上看，無論國內國外，“精神懈怠”會給一個人、一個政黨帶來從驕傲自滿到個人專斷，再到喪失民心的程度不同的危害。
首先，容易滋長驕傲自滿情緒。毛澤東多次談到：在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因為勝利而放松警惕吃虧失敗的嚴重教訓。1927年北伐軍長驅直入，使得一些同志認為，革命馬上就要成功了，舊軍閥馬上就要被打倒了，新政權很快就會建立起來了，一時勝利沖昏了頭腦，看不到新軍閥的本來面目，放松了警惕，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突然襲擊下措手不及，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已經發展起來的六萬多黨員只剩下一萬多。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認為，前四次反“圍剿”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取得了勝利，這次照樣也可以打敗強大的敵人。于是采取了與以往不同的硬碰硬的陣地戰，以為弱小的紅軍完全可以依靠陣地戰打敗強大的敵軍。結果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根據地喪失，紅軍從三十萬人減到三萬人左右，共產黨人從三十萬人減到四萬人左右。毛澤東多次以此為鑒告誡全黨，“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227頁）
其次，可能發展到個人專斷。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曾經出現過領袖因驕傲而產生個人專斷的嚴重危害。列寧逝世后，斯大林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以及反法西斯戰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巨大的威望面前，人們自發地崇拜領袖，領袖本人也開始接受、欣賞并鼓勵個人崇拜。于是，制度上的缺失，加上思想上對個人崇拜的欣賞，使斯大林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在黨內政治生活中造成了一系列嚴重的危害，如肅反擴大化，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等問題。
再次，容易導致喪失民心。這一點世界上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下臺的教訓業已證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先是東歐和蘇聯共產黨垮臺，后來又有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紛紛喪失執政地位。這些政黨，既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黨，也有資產階級政黨；既有發達國家的政黨，也有發展中國家的政黨；既有為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政黨，也有在執政中取得過不俗成就的政黨。這些政黨失敗的原因，有其各種復雜因素，但歸根結底都與因精神懈怠而失去民心密切相關。
要消除上述“精神懈怠”的嚴重危害，我們黨只有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才能把這種危險消滅在萌芽狀態使之不在黨內蔓延開來。對此，胡錦濤同志在“七一”講話中明確提出：“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做到：從嚴要求、從嚴教育、從嚴管理、從嚴監督。 （作者為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北京黨建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