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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一則“中國人每年人均輸液8瓶”的新聞，揭開了過度醫療的冰山一角，引發了全社會的思考。所謂過度醫療，是指醫生違背醫學規范和倫理準則，脫離病情實際需求，實施不恰當、不規范、不道德的醫療行為，包括過度檢查、過度治療、過度用藥等。近年來，我國過度醫療現象屢禁不止，不僅浪費了醫療資源，加重了百姓負擔，而且影響了醫療衛生行業的形象。
過度醫療現狀如何？過度醫療癥結何在？如何治理過度醫療？從今天起，本版將推出“解剖過度醫療”系列報道，追問事實真相，尋求解決之策，敬請讀者關注。
——編 者
“生不起，剖腹一刀5000起；病不起，藥費利潤10倍起。”網上流傳的一句民謠，真實地反映了老百姓看病貴的現狀。
據衛生部統計，我國衛生總費用2005年為8659億元，2010年為19600億元，5年間年均增長13.6%，遠遠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其中，既有物價上漲、技術進步等因素帶來的合理增長，也有過度醫療造成的不合理增長。
專家指出，過度醫療猶如一個“無底洞”，吞噬了有限的醫療資源，給國家、社會和患者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無形中抵消了醫保增加給百姓帶來的實惠。
人死了，藥還堆積如山。醫生明知患者是癌癥晚期，根本沒有治療價值，仍在拼命開藥
“父親去世后，我扔了整整三個編織袋的藥。人都死了，藥還堆積如山，而且都是自費藥。”北京北洋華誠新能源公司職員許京詳說。
許京詳的父親是抗美援朝戰士，家住北京朝陽區小關附近，退休前在一家國有運輸公司工作。2008年6月，老人體檢發現肺癌晚期，已經無法手術。為了治療方便，他選擇了家門口的一家三級中西醫結合醫院。一年多，老人陸陸續續出入院10余次，直到2009年9月去世。此間醫藥費總計50多萬元，當時醫保報銷封頂線是17萬元，其余都是自費。
住院期間，許京詳幾乎天天陪著父親，目睹了治療全過程。剛住院時，父親能吃能喝，但醫生總是不停地給輸液。老人從早晨起床，一直輸到夜里。在輸液的同時，還要不斷打針，有時一天要打七八針。“你見過蜂窩煤嗎？我父親的屁股比蜂窩煤還要爛，密密麻麻都是針眼，足有上千個，我都不忍心看。”許京詳說。
更令他郁悶的是，每次住院，醫生都要給老人開湯藥，但老人根本喝不下，端來就倒掉。為此，家屬多次要求醫生停止再熬湯藥，但根本無人理睬。
后來，老人病情加重，但他堅決拒絕住院治療，因為他越來越反感醫生，也不想再花冤枉錢了。許京詳說：“醫生明知患者是癌癥晚期，仍在拼命開藥，而且多數是昂貴的自費藥，實在令人寒心！”
北京某著名三甲醫院的一位醫生告訴記者，腫瘤患者是過度治療的“重災區”。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癥本身，而是死于過度治療。例如，對于一期肺癌患者來說，手術治療后的5年生存率可達到90%。國際上公認的結論是，這類患者術后化療不受益。但是，我國的治療都是“流水線式”的，多數病人手術后都要“被化療”。有一位70多歲的老先生，本來是早期肺癌，只需要做一次手術，花費兩三萬元，基本就可以長期生存。但是，醫生做完手術后，還是習慣性地把他轉給了化療科。在做了四個療程的化療后，病人免疫力急劇下降，隨即肺癌復發，并出現腦轉移，于是又做了伽馬刀手術，結果導致了更大范圍的腫瘤轉移。由于醫生的過度治療，老先生不僅花費了30多萬元，而且踏上了不歸路。
這些癌癥患者的典型案例，只是過度醫療的冰山一角。近年來，“天價藥費”事件屢屢發生，極大地損害了醫生的形象，加劇了醫患矛盾。
研究顯示，新農合和自費患者成為過度醫療的重點對象。過度醫療不僅加劇了看病貴，而且給患者的健康帶來巨大隱患
不久前，第四軍醫大學西京醫院與西安交通大學的一個課題組發表了一項研究成果——《不同醫保患者住院費用比較研究》。研究顯示，新農合和自費患者成為過度醫療的重點對象。
該課題組對某三甲綜合醫院2009年1—9月的住院患者進行統計分析，患者被分為四組：居民醫保、職工醫保、新農合、自費。結果顯示：在住院天數方面，新農合、自費患者比居民、職工醫保患者長；在人均住院費用方面，新農合、自費患者明顯高于居民、職工醫保患者，前者幾乎是后者1.5倍；新農合、自費患者絕大多數接受了特殊檢查，居民、職工醫保患者僅半數接受了特殊檢查；在接受特殊治療與藥品的費用上，新農合、自費患者也明顯高于居民、職工醫保患者。這說明，醫保機構的約束力越弱，醫院的過度醫療越嚴重。
過度醫療不僅加劇了看病貴，而且給患者的健康帶來巨大隱患。抗生素濫用，是過度醫療的突出表現。據衛生部統計，我國68.9%的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藥物，37.0%的病人聯合使用抗菌藥物；平均100個患者1天消耗80.1人份的抗菌藥物，是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全球平均值的一倍多。近年來，我國住院病人抗菌藥物使用強度、處方平均金額、總使用量都在逐年攀升，這從側面說明醫生增加了患者的給藥劑量和頻次。抗生素濫用，直接導致了“超級耐藥菌”的出現。
濫檢查是過度醫療的又一特征。北大人民醫院心臟中心主任胡大一說，現在不少醫生問診三句半，立刻就讓病人做CT、造影、核磁。事實上，這些檢查的成本高、創傷大，還可能增加致癌的風險。根據衛生部《醫院評價管理指南》要求，三級綜合醫院CT檢查陽性率應達到70%以上，但很多醫院都未達到。
濫用心臟支架，是過度醫療的典型案例。目前，我國心臟支架使用量連續3年每年增加6萬個以上。在新加坡，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最多只能報銷3個，如果超過這個數量，醫生需要陳述理由。然而，我國有的病人竟然被放置了10多個心臟支架，被稱為“鋼鐵長城”。對于冠心病患者，國際上放支架和做搭橋手術的比例是7∶1到8∶1，而我國高達12∶1，很多不該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
由于過度醫療的界限模糊，很難被嚴格認定，醫生總能把過度醫療解釋為合理行為，把道德問題歸為技術問題
任何一個社會現象的背后，都有著復雜的經濟關系。在過度醫療的利益鏈條上，醫院和醫生都是既得利益者。
重慶市江北區副區長高洪波指出，現在很多公立醫院院長把過度醫療歸因于財政投入不足。的確，在公立醫院的總收入中，財政撥款只占10%左右。但是，很多人忽視了一點，醫保經費也是政府補助醫院的重要方式。因此，財政補償不足絕不應成為醫院逐利的借口。
高洪波認為，近年來，醫院和房地產業一樣，已經成為“暴利行業”。例如，重慶市一家三甲醫院5年間的年收入由5億元增加到20億元，這其實都是患者的“血汗錢”。由于政府對公立醫院實行“自收自支、自負盈虧”的政策，醫院創收越多，獎金越多。因此，很多院長只想著如何讓醫院多賺錢，而不關心如何讓患者少花錢。現在，很多醫院都在進行新一輪擴張，其背后隱藏的是難以抑制的逐利沖動。
重慶市紅十字會醫院院長何建國說，醫療消費是醫生主導的消費，而不是患者的主動消費。在信息嚴重不對稱的情況下，很多醫生利用處方權，不斷制造無效甚至有害的需求，把患者當成了牟利的對象。醫生通過大量使用高值藥品、心臟支架、人工關節收取回扣，已經成為盡人皆知的“潛規則”。其數額之大，遠遠超出了醫生的“陽光收入”。
全國政協委員董協良指出，一個國產的心臟支架，出廠價不過3000元，可到了醫院便成了2.7萬元；一個進口的心臟支架，到岸價不過6000元，到了醫院便成了3.8萬元。心臟支架暴利超過販毒，這是一件讓公眾難以接受的事。它的“高利潤”不是因為“物有所值”，而是因“流通成本”實在太高，需要以回扣形式“貢獻”于醫院及醫生們。
在暴利的誘惑下，很多醫生吃回扣如同吸毒成癮，很難主動戒斷。據知情人透露，三甲醫院的一名內科醫生，憑著手中的處方權，每月拿到上萬元藥品回扣，是很尋常的事。某醫院一名退休醫生曾向醫院領導提出，只要讓他出診，他可以不拿一分錢工資，因為他知道，只要有了處方權，就可以拿到回扣。
雖然我國明令禁止過度醫療，但由于過度醫療的界限模糊，很難被嚴格認定，醫生總能把過度醫療解釋為合理行為，把道德問題歸為技術問題。例如，一名醫生即使故意用高價回扣藥替代常規藥，也完全可以用個人經驗、用藥偏好、甚至“病人要求”等理由應對質疑和檢查。
一位法律界人士憂慮地說，利用處方權收受回扣，數額較大的，應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定罪處罰。但是，如果把這些醫生都抓了，還能剩下多少醫生看病呢？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認為，公立醫院的目標是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健康產出，而不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要實現這一目標，僅僅靠增加財政投入是不夠的，關鍵是轉變激勵機制，從支付方式、考核評估等各方面進行改革，使得醫院和醫生主動以提高人民健康、控制醫療費用為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