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言：“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諸葛亮則說：“人君先正其身，而后乃行其令。”圣人遺訓，頗堪細品。在他們看來，執政者的修養、品行如何，對“令”能否行得通、能否收實效，是起首要作用的。
先正己，后正人；既正人，也正己。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或自己也能做到。臺上臺下一個樣，人前人后一張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要求面前一刀切，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當好表率發揮帶頭作用，這就是“其身正”。只正人，不正己；正人嚴，正己寬。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根本就做不到，或不想、不愿做到。擺出一副莊嚴面孔，卻說白做黑，言行相悖，這就是“其身不正”。
叩問“其身正”與“其身不正”，不由得生發出三點感慨。其一，領導的威信從何而來？威者，能壓服人的力量或使人敬畏的態度，更多是來源于權力的擁有；信者，信用也，指履約而取得別人的信任。一個人擁有了權力，也就擁有了“威”的資本。但若由于“其身不正”而缺失了“信”，僅憑“威”去號令一級帶一級，層層抓落實；去要求轉變作風，真抓實干……自然只能導致“雖令不從”。
其二，制度的生命力何在？制度的生命力，內在于制度的科學系統和發展創新，外在于制度的執行落實。保障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樹立制度的權威性和尊崇地位。專管別人、不管領導的制度，之所以難有生命力，就在于動搖了人們對制度的信仰。教育別人易，自己踐行難。越管得住自己的領導，越有號召力，越能起到“點燃一盞燈，照亮一大片”的作用。
其三，該怎樣對待監督？不受任何約束和監督的人，勢必為所欲為，最終為公眾所不容，害人又害己。當不好的苗頭出現時，別人善意提醒，自己辯證對待，很大程度上就能避免悲劇的發生。明白了這個道理，就不難理解監督的實質，乃是一種人文關懷與幫助。清醒的領導，應自覺體驗這種關愛。
《禮記·大學》里總結了一個人實現抱負的幾個環節：“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正心、修身的要義就在于不斷修習德行、陶冶情操、完善人品，不斷“正其身”，如此才有可能“齊家”、“治國”、“平天下”。(羅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