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發生在杭州的八旬老人街頭摔倒、眾人送衣報警卻不敢扶的事件，以及最近發生的鄭州大學生扶老人被判賠錢的案例，都是南京“彭宇案”的“遺毒”。還有人說，一個“彭宇案”判決，令中國的道德水準倒退了30年。
誠如斯言。司法判決對于社會道德的影響，有時是潛移默化，有時卻直截了當。法律是最低標準的道德，道德是最高標準的法律。在維系社會道德、促進國家文明進步方面，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理應發揮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當社會紛爭、利害沖突、道德倫理失范，嚴重到了任何力量都不足以調和的地步，當各方利益無法達成妥協、可能給國家民族帶來災難的時候，最高法院的法槌，將敲響令一切紛爭止息的重重一槌。在最危急、最艱難的時刻，最高法院扮演著國家守夜人和道德底線捍衛者的角色。
2007年4月17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判決，支持《禁止懷孕晚期墮胎法》，這個判決重構了美國社會對墮胎的態度。肯尼迪法官在多數意見中強調墮胎的倫理和道德考量，他說，對那些可能使用禁止方法墮胎的婦女，法律保護她們免受悔恨、憂傷和悲痛的困擾。
眾所周知，在美國，對于墮胎問題，任何一屆總統或政府都不敢輕易表態。在大選中，競選團隊對此采取什么樣的態度和政策，常常能夠左右選舉的成敗。
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具備了足夠的勇氣，作出了禁止懷孕晚期墮胎的判決——盡管在9名大法官中，僅是以多出一票的比例通過了這個判決。對于足以影響國民心理乃至行為模式的復雜社會事務，最高法院敢于發言、敢于擔當、敢于負責，因而贏得了民眾的信賴和無上的權威。
《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這三部法律，是構筑我國訴訟制度的三大基石，這三部法律中均明文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的，有權提審或者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也就是說，我國既有的訴訟法律制度，賦予了最高人民法院提審一切錯案的權力。換言之，最高人民法院擁有“主動干預一切社會事務”的終審權。我想，在所有的“社會事務”中，捍衛道德底線、維系社會公義，也許不是最高司法機關的法定職能，卻是它最“適格”的社會功能。
面對諸如“彭宇案”這樣的“令中國道德水準倒退30年”的案例，就是最高法院應該出手的時候。（楊亮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