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以豆腐宴聞名京城的５３歲廚師說：“豆腐渣炒著吃特別香，是富含食物纖維的健康食品，為什么要扔掉呢？”
在中國人的廚房中，植物的根、莖、葉、花、果、種子，禽畜的頭、腳以及內臟，無不可入菜。中國廚師和家庭主婦那些令人驚嘆的發明創造，卻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中國長期食物匱乏的影子。在今天這個解決了溫飽問題、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到的國度，這樣的記憶彌足珍貴。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中國從近代以來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的１００多年間長期處于貧困饑餓狀態，許多場大饑荒給幾乎每一個年長的中國人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６１歲的村民嚴宏昌回憶起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的饑荒時說：“那三年，我們村里餓死過很多人。家里人到處挖野菜，煮出來的野菜稀飯，先給老人、孩子吃，剩下的給干活的男人吃，主婦摸摸鍋里，沒有了就不吃了。所以，經常出現婦女餓昏、餓死的事情。”
“我常常要出去要飯，跑遍了鄰近的幾個省，為了要到一口飯，放下了所有尊嚴。那真是一種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折磨。”嚴宏昌說。
即使在中國的城市，食品供應同樣緊張。新成立的中國政府實行統一分配制度，從１９５５年開始糧食要憑票供應。
那時，北京作家馬波還是個十幾歲的少年。每天一斤糧食的定額如何分成三頓吃最耐餓，成了他和同學們經常切磋的問題。
“我試過二四四（早二兩、午四兩、晚四兩），又試過四三三（早四兩，中午和晚上各三兩）、一五四（早一兩，午半斤，晚四兩）、三三四（早三兩，午三兩，晚四兩）……還試過早上不吃飯，中午和晚上各吃半斤。經過反復比較，最后還是采用了三四三的吃法。有人說喝稀的比吃干的管飽，我曾試過早飯喝三兩粥。當時是覺得挺飽，可尿幾泡尿后，依舊餓。”
曾在北京電視臺廚藝比賽中連續六周獲冠軍的白常繼有很多廚藝可以傳授，但不包括他母親的做法。
“那時候，媽媽總是把米飯先蒸一遍，加些水，再燜一遍，為的是讓米飯顯得多些，欺騙一下我們饑餓年代的肚子。”白常繼說。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國涌現出一批深刻描寫人們吃不飽飯的作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被譽為“饑餓作家”的張賢亮。他今年７３歲，當過２２年的“右派”。
“我的小說中對饑餓的描寫反映的就是我真實的感受。那個時候我全身每一個細胞都在呼喚食物，已經達到了人最低的生存標準，人活得就像野獸一樣。”如今已是西北影視城總裁、中國最富有的作家之一張賢亮說。
安徽省知名社會學家王開玉說：“造成饑餓的原因包括自然災害，也有不少人為因素。”
很多人都認為，是饑餓催生了中國農村改革。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飽嘗缺衣少食之苦的嚴宏昌與幾個村民一起偷偷訂立協議，將村里的農田分田到戶。這一做法當時還是被禁止的。嚴宏昌并不知道他們的冒險之舉實際上揭開了中國農村聯產承包的改革序幕。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在完成國家和集體任務的前提下分享經營成果，提高了生產積極性。
第二年，嚴宏昌家就解決了吃飯問題。到１９８３年，一家七口３０多畝地，一年收糧２萬多斤，解決溫飽問題綽綽有余。
直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國人才真正告別了饑餓。曾經嚴格的票證制度越來越寬松，１９９３年糧票正式退出流通。
除了體制改革帶來的巨變外，還有一個人不能被忽略。自己就挨過餓的農業科學家袁隆平立志要將畢生獻給雜交水稻研究。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袁隆平于１９７４年首次培育出高產雜交水稻，單位產量比其他品種高出２０％以上。如今，中國一半的稻田都種植著他培育的雜交水稻。
２０００年，中國將“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授予袁隆平，表彰他為解決饑餓問題作出的杰出貢獻。
在袁隆平為了讓所有中國人吃飽而不懈努力時，另一些科學家卻在著力研究當代中國人因為吃得太多而引發的疾病。有人認為，長期的饑餓給中國人留下的印記已經深至基因，雖然最近２０多年來中國人已經不再饑餓，但他們的身體卻還不能適應這種變化。
北京協和醫院糖尿病中心主任向紅丁說：“一個流行的醫學理論認為，為了生存，貧困地區的人在體內逐漸產生了一種‘節約基因’。這種基因使人在能得到食品的時候把熱量積攢起來，等到出現饑荒時，有這種基因的人更容易活下來。”
“一個多世紀的貧困足以讓中國人在體內形成‘節約基因’。在貧困時期，‘節約基因’是一件好事，但到了不愁溫飽的時候，這種基因就變成了壞事。”向紅丁說。這種理論尚未得到一致的認同，卻在不少人群中產生了“說服力”。
自上世紀８０年代后期，中國的肥胖和糖尿病總人數迅速增加，到２０世紀末，中國人超重比例達到２２％，糖尿病的發病率也從１９８０年的１％增長到目前的５－６％，全國糖尿病患病人數約５０００多萬。
“生活模式發生劇變之時，遺傳基因的變化趕不上生活水平的變化，我們正拿‘吃糠咽菜’的基因吃著大魚大肉，最終致使糖尿病爆發性流行。”向紅丁說。
今年６５歲的向紅丁自己就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我年輕的時候很瘦，總是感到餓。后來家里生活條件變好了，我也長胖了。五年前是我最胖的時候，血糖也非常高。”
此外，一些科學家經過研究發現，在大饑荒年代中出生的孩子，成年后更容易患精神分裂癥。
上海交通大學Ｂｉｏ－Ｘ中心與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營養科學研究所，選擇曾于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受饑荒沉重打擊的安徽蕪湖地區作為研究樣本。結果發現：在這三年出生的人成年后患精神分裂癥的比例是非饑荒年份出生者的２倍多。
但目前科學家還不能對饑餓和精神分裂之間的關系作出解釋。
張賢亮說：“在精神層面饑餓給中國人造成的影響更為深遠，人們為了生存，不擇手段地獲取食物，以至于沖破道德的最底線。”他甚至認為，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一定程度上造成一些中國人一切向錢看，心理浮躁，道德淪喪。
中國房地產大亨潘石屹坦率地對媒體承認，他看重金錢，是饑餓改變了他的世界觀。
１９６３年出生于中國西北甘肅一個貧窮村莊的潘石屹說：“我小的時候，記憶最深刻的就是吃不飽飯。其他東西還可以承受，就是饑餓沒辦法承受。這影響了我的世界觀，所以我后來從商。我覺得有了錢就能解決吃飯、教育、看病這些問題。”
在社會學者王開玉看來，饑餓帶給中國人最重要的影響是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作風，尊重改革的思想深入人心。人們告別了愚昧，現在碰到錯誤的思潮，不再頭腦狂熱。
或許正由于對饑餓的深深記憶，中國一直視糧食安全為頭等大事。從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９年中共中央每年的“一號文件”都與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相關。中國的糧食生產已連續五年保持增產，２００８年糧食總產量達到５．２９億噸。中國堅持自給自足的政策，糧食自給率連續１０年保持在９５％的水平。
然而，全球金融危機正在挑戰中國的糧食安全。糧食價格下跌打擊了農民的積極性，同時中國耕地的數量和質量也呈下降趨勢。
為了應對新挑戰，國務院在今年早些時候批準了一項計劃，提出到２０２０年使中國糧食生產能力達到５．５億噸以上，并且要保障１．８億畝（１２０萬公頃）的最低耕地面積。
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似乎是一項永無止境的任務，因此不難理解中國總理溫家寶去年在河北考察農業生產時說的話：“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一個擁有１３億人口的大國依靠自己解決吃飯問題，就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