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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新農保，讓更多的農村居民老有所養，政府責無旁貸。可是對有的地方而言，因為人力和財力有限，以社保部門現有的力量，把這項工作做下去，可能還有很大難度。
作為試點區縣之一，四川德陽市旌陽區政府進行了探索：通過公開招標請商業保險公司來幫忙。
如何對第三方服務的效果進行評價？合作中各方的職責都是什么，利益邊界又如何劃清？商業保險公司經辦社會保險，靠譜嗎？
買來的服務實惠嗎
四川省德陽市旌陽區青山村，72歲的村民張興長翻箱倒柜拿出了自己和老伴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折，笑盈盈地告訴記者：“每月55元錢不算多，但平時不用跟孩子們要零花錢了。”
張興長老人是我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制度的首批受益者。
2009年9月1日，國務院印發了《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旌陽區被列為全國首批10%的試點區縣之一。
“全區有25萬應保農戶，以社保部門現有的人力和財力，想把這項工作年復一年做下去，難度很大，必須在管理模式上有突破。”德陽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楊承告訴記者，《指導意見》第十一條中提到“運用現代管理方式和政府購買服務方式”，讓社保部門很受啟發。旌陽區政府決定通過公開招標購買商業保險公司的服務，中國人壽德陽分公司最終中標。
很快，新農保服務送到了農民家中。旌陽區112個村，村村都有保險公司的協理員。他們手提電腦到農家現場宣傳政策、收費、錄入、核查并調整數據。村服務站、社保局、保險公司將信息聯網。這邊村里建檔繳費，那邊社保部門就能審發養老金到農民的銀行賬戶。短短兩個月，旌陽區新農保服務體系“建成投產”。2010年春節前，全區約4.5萬60歲以上農村老人全部領到了養老金。
楊承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參考臨近區縣社保部門自辦新農保的投入標準，旌陽區社保局投入人員薪金、辦公場所及用品耗材等至少需要625萬元，而保險公司的中標價格僅為358萬元。
“政府節省了一大筆錢，農民也享受到了上門服務。這是少花錢、多辦事。”有人說。2011年，旌陽區借助商業平臺的“新農保”業務繼續高效運轉。全區完成符合條件人員登記參保16.7萬人，占應登記參保人數的84%，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4個百分點。
公司的管理到位嗎
在旌陽區東湖鄉新華村姜承榮大爺家的小院里，新農保協理員將隨身帶的筆記本電腦打開，插上無線網卡，跟大爺核對征繳信息。
“社會發展太快了，我們都快成文盲了，要不是這些年輕人幫忙，去銀行填表、交款、取錢這些事兒，都挺犯難的。”姜承榮說。
“在無機構、無人力、無網點的情況下，政府可以用‘廣泛動員、集中戰役’式的行政手段，完成首批參保人員的信息存檔、養老金發放，但難的是后續工作。新農保需要持續繳征、發放養老金，停發、補繳等都需要特別申報。”中國人壽德陽市分公司總經理周祿平說，在山區居住分散的農村，村民的生老病死等情況不能及時上報，冒領和到年齡無法及時領取養老金的情況都有可能發生。還有一些病殘老人，對上門服務的需求也很迫切。
“群眾的參保率、滿意度和投訴率，都是政府對我們進行監督、考核的內容，違約就要處罰。公司內部的風險管控和績效考評同樣慮及農民的利益和感受。”周祿平舉例說，為防止協理員侵吞、滯納保費，公司規定協理員從上門收保費到將錢存入銀行專戶，時間間隔不得超過24小時，并對此進行動態數據監控。
“商業機構參與社保工作大有可為，比如利用渠道網絡提高繳費和支付時效，利用精算提高資金保障水平，或通過投資提高資金收益，等等。”西南財經大學教授林義認為，隨著金融混業發展，未來可進一步整合金融資源，發揮協同服務的優勢。“政府、商業機構、民間互助組織都可以聯合起來，多角度、多方案提供保障。”
“澳大利亞政府向商業機構購買社保服務，德國政府向商業機構購買農業技術……借助市場提高公共服務效率，已是發達國家普遍趨勢。”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蔣中一認為，商業管理不僅使公共服務下沉成為可能，也讓政府主管部門從技術性、事務性工作中抽出身來，擺脫“裁判員兼職運動員”的尷尬定位，專注于規劃、領導和監督職能。“市場無處不在。它的參與，是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一條可行路徑。只要市場能做的，政府就可以抽身出來。”蔣中一說。
利益的邊界清晰嗎
駐村協理員朱莎的工作除了新農保業務，還包括保險公司向社保局承諾的“附加服務”：就業調查、技能培訓、勞動維權、傭工介紹。“我們管的事兒挺雜的。今年村里有6個人去了成都富士康，就是從公司得到的招工信息。”小朱說。
議定“附加服務”，要求商業平臺“一專多能”，這是旌陽區社保局在引入商業服務的又一特色。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農業生產、計劃生育、農業科技、民政救助……這些政府管理職能在村一級是沒抓手、缺人手的。農村的青壯年都打工去了，老村長提起電腦就頭疼。而保險公司的協理員都是中專以上文化，大學生也不少，又是本鄉本土，了解社情民意，他們駐村工作，彌補了政府基層工作人員年齡大、文化素質低等問題，提升了基層行政管理的水平，也充實了基層的組織管理。”楊承說，目前旌陽區已經有13名協理員走上了村支書、婦女主任和民兵連長的崗位。
目前，新農保的“旌陽模式”已在德陽市轄下的什邡、綿竹等地復制。然而隨著試點推進，新問題也引起了管理方的重視。“新模式還須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管理績效評估體系還沒有建立，即由誰來對第三方服務的效果進行評價？評價的指標體系是什么？這關乎政府部門持續甚至在更寬領域引入第三方服務的依據。二是合作中各方的職責邊界需要更清晰的定位。”楊承說。
根據保險公司與社保局的協議，經辦新農保業務滿三年后，保險公司的新農保協理員們，可以開展其它商業保險業務。“協理員在農村基層組織任職的同時推銷商業保險，恐怕不合適，強制農民投保怎么辦呢？”蔣中一說，政府在借助市場手段創新公共管理的同時，必須以規范的制度、嚴格的監管，確保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的“公”屬。他強調說：“政府職能部門和企業在服務觀念、服務手段上需要融合、協作，但必須劃清利益邊界，因此社保部門和保險公司，還需要進一步商討制度制衡。”
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強調，在政企合作的過程中，特別要注意以下兩個問題：一是政府“服務功能外包，但責任不能流失”。二是要有必要的激勵機制，讓商業機構有動力、有能力穩健經營。否則，如果政府僅僅為了省錢低價包出去，而商業機構抱著“現在不賺將來狠賺”的念頭把業務接過來，最后受傷的會是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