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脹“破5”之后，宏觀調控當局之所以下決心即使犧牲部分增長也要壓住通脹，很大程度上是擔心未來的通脹會失去控制，會演變成年率超過10%的惡性通脹過程。其實，這樣的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由輸入、食品與工資所推動的“成本推進型通脹”，與由于貨幣超發所形成的“需求拉動型通脹”是不同的通脹類型，所以不可能演變成惡性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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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輸入型通脹看，源頭在國外，是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進入虛擬資本主義階段后，用衍生金融工具創造出天量貨幣，并用這些貨幣拉高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結果，也是金融資本分割產業資本利潤的一種新方式。但如果金融資本用不斷拉高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方式，對產業資本的利潤分割得過多，甚至侵蝕到生產成本，就會導致產業資本由于生產成本過高而被迫收縮生產規模，從而導致對國際大宗產品的實際需求減少。此外，資源產品價格上升向下游產品的傳導，最終也會引起居民實際消費水平的收縮，而生產企業與居民的實際需求收縮，都會反過來壓抑大宗商品金融泡沫的膨脹，甚至刺破這些泡沫。到了爆發金融危機的時候，由于正常的生產過程被破壞，金融機構也紛紛倒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就會從暴漲轉為暴跌，這就是我們看到的在美國次債危機爆發后，國際原油期貨價格從接近150美元/桶下跌到40美元/桶。
所以，由于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泡沫不會被持續無邊際地拉升，而是有實際需求的抑制，以及金融危機的打壓，輸入型通脹就不會是單邊上升的態勢，而是會表現為大起大落，底部逐步抬高的過程。
從由食品價格上漲推動的通脹過程看，其源頭在于中國的人地矛盾，即由土地所提供的農產品供給增長率，趕不上由人口增長與人均收入水平增長所共同構成的食品需求增長率。在人與地這對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地而不是人，因為不能不讓人吃飯，也不能不讓人生孩子。雖然耕地有限，但可以通過提高耕地的產出率來增加食品供給。比如2010年與1998年相比，中國的耕地面積減少了6.5%，糧食總產量卻提高了6.6%，棉花產量提高了32.7%，油料產量提高了40%。所以，土地產出率的提高是耕地減少的對沖因素，也是緩和人地矛盾的關鍵因素。
人口的增長與土地的減少都是緩慢發生的，所以是經濟中的慢變量。仍從1998-2010這12年看，中國人口的年均增長率是0.6%，耕地年均下降速度是0.5%，再加上由于農業科技發展與農業生產投入的增加，不斷推動著土地產出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緩和著人地矛盾。這就決定了人地矛盾所導致的通脹過程，必然是一個緩和的過程。
改革開放以來至新世紀初這20多年時間，農村體制改革所釋放的生產潛力與不斷提升的土地產出率，大體上可以抵消掉工業化與城市化占用耕地對農產品供給的負面影響，但是近8年來，隨著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居民的食品消費需求登上了一個新臺階，而各地區的耕地占用，特別是沿海地區的耕地占用紛紛碰到了“紅線”，中國的人地矛盾就進入到了一個質變點，從而使食品推動的通脹具有長期性。
從實際情況看，2003-2010年的年均通脹率(CPI)為2.7%，而同期的食品價格年均上漲率為6.5%，按34%的食品價格權重計算，對這一時期消費物價的影響大約是年均2.2個百分點。考慮到未來的人地矛盾會趨于尖銳，食品價格的年均上漲率可能長期在年均10%的水平，因此對通脹的長期影響力，就是每年會將通脹推升3個多百分點。
再來看工資上升對通脹的影響。這種影響是由于勞動力短缺引起工資成本增加，在不改變分配關系的條件下，企業主為了保持利潤水平，就會通過提價來轉移工資成本上升的負擔。由于勞動力的短缺是進入到了所謂“劉易斯”轉折點，即勞動力的增長由于人口結構的階段性變化，開始趕不上經濟規模擴張對勞動力的需求，所以這種基于人口結構變化所產生的矛盾，仍然不是一個“快變量”。同時，在成本上升推動下，企業也不會只走提價這條路，越往長期看，企業消化勞動力供給不足的方法就越會向產品、技術與管理升級方面發展，尋求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潤的道路。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證明，勞動力短缺與成本上升，往往是一個國家企業與產業升級的動力。
綜上所述，由輸入、食品與工資推動的成本推進型通脹，其誘發因素或者是“慢變量”，或者是有較強制約。所以我認為，這三方面的力量所復合形成的通脹，不會導致年均10%甚至更高的通脹率。一般的情況下可能是在6%上下浮動，在國內外經濟都“過熱”，且大宗商品價格泡沫嚴重膨脹的時候，可能會接近10%，但是如果發生金融風暴和經濟危機，也不排除發生通縮的可能。
中國的通脹率，上世紀80年代平均是7%，90年代平均是7.2%，只是新世紀以來才降到年均2.1%。但進入到經濟發展的現階段，中國的國內外經濟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人地矛盾和勞動力供給都開始發生階段性變化，世界資本主義也是在新世紀初顯著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這些大的歷史階段性變化集中出現在最近十年里，由此也深刻改變了通脹的性質，所以長期忍受5%-10%之間的通脹率，可能已經是繼續保持中國經濟長期較快發展的必然前提。看不到這些大的變化，仍然沿用以往的宏觀調控理論與政策，就難免犯“刻舟求劍”的錯誤，從而不利于中國經濟的正常發展。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通脹率平均值是7%，90年代是7.2%，新世紀以來才降到年均2.1%。但國內外經濟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人地矛盾和勞動力供給都開始發生階段性變化，世界資本主義也是在新世紀初顯著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這些大的歷史階段性變化集中出現在最近十年里，深刻改變了通脹的性質，所以長期忍受5%-10%之間的通脹率，可能是繼續保持經濟長期較快發展的必然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