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報：攙扶老人風險基金首設人談方
總拿“高大全”說話 是不愿做好人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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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們傳統觀念中“默默做事”的公益人士相比，談方似乎顯得過于高調。這位創辦“中國好人網”的華南師范大學教授，對媒體幾乎來者不拒。55歲的他沙啞著嗓子一遍遍講述著團隊理念，經常一講就是一天。 可他依然認為，目前的這些宣傳還“遠遠不夠”。 2012年8月7日，湖南湘潭王培軍因攙扶老太而遭遇連環索賠后服毒身亡。 2013年最后一天，廣東東源縣村民吳偉青，扶起摔倒老人，反被索要數十萬元賠償。巨大壓力下，他選擇投水自殺以證清白。近日，老人首次承認系自己摔倒——在吳偉青離世之后。 “你說宣傳得夠嗎？好人網就在廣東，我們廣東的人都不知道，不然至少能給我們一個機會去幫助他，是不是？” 每月還著4000元的房貸，60歲才能還清，卻為素不相識的人捐出了26萬。談方的理由很簡單，“我就是見不得好人受委屈。” 經歷 臺上講孔繁森，臺下學生嘻嘻地笑 大學里的思想政治課，總是很難教的。 1986年碩士畢業，從在高校執教思想政治那一天起，談方就深刻體會到了這一點。他在上面講孔繁森、焦裕祿、任長霞，學生在下面嘻嘻地笑，甚至嗤之以鼻，“身邊哪有這樣的人啊，不相信。” 這種狀況伴隨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嚴重，“孩子們都不愿意去了解，就毫無根據地否認已經客觀存在的好人”。作為教育者，談方無奈又糾結。 但他更多的是理解，并深感自己責任重大。“社會上陰暗面太多，他看一眼，覺得現實和學校里講的相背離，不認同。這是我們教育者的錯，是大人、社會、國家的錯。” 怎么辦？只能是行動，改變傳統思想道德教育的內容、模式、方法。“你說沒好人，我就帶你去社會上，看看身邊的好人。” 2008年5月19日，“中國好人網”創辦。年底，為了傳達好人網的理念，也讓學生近距離感受，談方組織了首次公益活動，也是思想教育的一次實踐課程——尋找并幫助在汶川地震中，四次把全部乞討所得捐出的殘疾乞丐龔忠誠。他帶著100多名學生走上廣州街頭，拉橫幅、散傳單，為龔忠誠送去募集到的幾百元捐款和一些衣物。 這樣的大陣仗，“作秀”、“搏出位”、“沽名釣譽”……種種質疑“順理成章”洶涌而來。“我準備好了，剛開始，太正常。這些都是激勵，警醒我們不要變成那樣的人。我相信堅持下去，懷疑甚至罵我們的絕大多數人，都會理解甚至加入到隊伍之中。” 他們也在這樣做著：為在車禍中救出12人的湖南農民劉桂華捐款治病；救助云南滇池衛士張正祥；替受傷的救災志愿者黃慶武還債……5年半，“中國好人網”幫了200多位好人，在全國建立起40多個分支機構，志愿者超過16000人。 更令人欣慰的是學生們的改變——“學大道理，不如真的去社會實踐”；“我受到了心靈的洗禮”；“這段經歷我一生都忘不了”……年輕人寫下的肺腑之言，讓談方時時動容。 “被冤枉時沒有一種力量能夠很快去改變，那這個社會就不理想” 2011年3月5日，由談方提議，并自己捐出兩萬元，“中國好人網”成立了在外界看來本身就極具風險的“風險基金”——“攙扶老人風險基金”。 “攙扶老人有風險”彼時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在談方看來，這在有著五千年尊老愛幼傳統美德的中國太不正常也太不應該。“好人網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就是要幫助好人，那現在這個社會做好人有風險，就要幫啊。打官司，我們有公益律師，失敗了，我們用基金替他賠。” 2011年9月，武漢一位80多歲的老軍醫摔倒在地無人攙扶，鼻血堵塞致死。一輩子救死扶傷，卻這樣悲慘離世，對社會震撼巨大。9月3日、5日、8日，中央電視臺《新聞1+1》等欄目三次連線談方，將“攙扶老人風險基金”帶到了全國觀眾面前。 依然是爭議和質疑，卻也有了支持者。一位化名“劉永泰”的先生，非常認同談方團隊倡導“好人有好報”的理念，第一次就給“攙扶基金”捐了15萬元，并先后總計為“好人網”捐出50多萬。這兩年，“中國好人網”好人基金每年收到的捐贈能達到100萬元。 “現在的社會環境很不夠，你可以不做好人，但你不能冤枉好人。特別在好人被冤枉的時候，沒有一種力量能夠很快去改變，那這個社會就不理想。”盡管存在諸多不滿，但談方認為抱怨沒有用，重要的是行動。“別的做不了，我做能做的。” 浙江小伙吳俊東駕駛三輪摩托車超車，發現身后兩位騎電動車的老人摔倒，扶起老人后他們卻認定是吳俊東剮蹭導致翻車的。吳俊東在法院二審判決他承擔70%的賠償責任后，求助于中國好人網。談方兩次帶著中國好人網公益律師團前往浙江金華、杭州免費為吳俊東打官司。在省高院維持原判后，“攙扶基金”替他賠償了7萬多元。而類似吳俊東這樣的人，“攙扶基金”已經幫助了50個。 算上母親、妹妹、兒子等，談方一家捐出了30多萬元。“我父親曾經把幾年才有一次的提工資機會讓給困難的同事，我上學的年代，人人都在學雷鋒。了解我的成長背景和家庭，就不會奇怪為什么今天我會做這種事。” 兒時的談方曾和父母回鄂州老家，路上淋了雨。一進門，老鄉們都圍過來囑咐，“喝點姜湯”。他們就是最簡單直接的好人，這種淳樸和善良，永遠溫暖著談方的記憶。 對話 “哎，那些人很‘高大全’，我們做不起啊” 北京晚報：理論思想教育效果一般，是不是因為榜樣太過“高大全”，離普通人太遠？ 談方：這是由兩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我們在宣傳好人時，存在著片面性、方法不當的問題。比如焦裕祿、任長霞，內容是好的，但因為傳統課堂上的說教，講的都是離現實世界比較遠的東西，學生可能就不太接受。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個人認為過去對許多榜樣人物的宣傳，也并不完全是“高大全”的。比如雷鋒，他不就是攙扶老人嗎，不就是在列車上給別人倒點水嗎？他存錢有結余，也不是吃不飽穿不暖去捐款。他還有皮箱有手表呢，還有自己好的物質享受呢。 在這種情況下，拿“高大全”說事兒，是我們的道德思想滑坡之后，把跟過去的宣傳有點關系，但不是絕對關系的這些東西給夸大，變成現在自己不想做好人的一種理由。“哎，那些人很‘高大全’，我們做不起啊。”所以總拿“高大全”說話，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人們不認同好人，不愿意去做好人的一種借口。 “司法是保護社會正義和好人的最后一道屏障” 北京晚報：“攙扶基金”幫助的人，都是確定受到冤枉的嗎？ 談方：現在幫助的50個人，不全是受冤枉的。有的是受冤枉的，有的是攙扶老人后有困難的，有的是應該獎勵的。還有很多我們接受了請求、申訴，但最后沒有幫助的人。因為他所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說明他是在做好事，更不能說受冤枉了，我們也不能亂幫。當然沒幫并不是說這些人是壞人，只是他沒辦法提供充足的證據。 北京晚報：你曾說過，你的理念是“哪怕援助了真正的撞人者，也是為了弘揚正氣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談方：我是認為，錯了，也沒關系。因為我們不是“隨便錯”，我相信我們的團隊在今天的中國社會里還是比較優秀的，而且我們是非常非常認真的。在這種比較優秀、非常認真的情況下還出錯，那是不得已，難以避免的，除非不做事。 打個比喻，疫苗，全世界的疫苗安全率都不是百分之百，不能因為有風險就否定它，這是讓更多人獲得健康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北京晚報：即便你們能夠鼓勵更多的人義無反顧地加入到助人為樂的行列中來，訛人的老人就會隨之變少嗎？會不會更多的人去扶老人，同時更多的人受到被訛的傷害呢？ 談方：這個不用擔心。基金起到了呼喚、示范、推動的作用，事實上已經改變不少了。比如昆明就公開承諾，市民因攙扶摔倒老人被訛，由此產生的費用將由昆明市文明辦申請愛心專項基金進行埋單。 最重要的是，除了在道德層面上推動，我們最終一定要推動司法的改善。司法是保護社會正義和好人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堅守“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話，因攙扶老人被訛的人會越來越少，訛人的人不但不能得逞，還要付出代價。 兩年前我在電視臺做節目，主持人、警察都說，“你說不是你撞的，那你拿證據出來，沒有證據不好辦啊。”我當時就急了，我說“你們都錯了！完全不能讓被告拿證據，要讓原告拿證據，這是一個起碼的司法訴訟原則。” 現在全國形成一種普遍的說法，就是在攙扶老人之前，一定要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拍照，打120打110……否則不能動啊。這不但跟司法原則相背離，更讓很多人不敢去做。沒有攝像頭，也沒有人，怎么辦？讓好人太多顧慮而裹足不前了。 其實只要司法堅守最基本的“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就完全不用上述這樣自證清白了。你盡管大膽做好事，萬一司法不堅守這個原則，或者有人混淆是非，也不要害怕，請找我們中國好人網，給我們一次回報你的機會。即便是敗訴了， “攙扶基金”還可以幫你賠錢。我相信國家司法和社會道義的共同結合，足以能夠化解“攙扶老人被冤”的風險。 主筆 魏婧 插圖 宋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