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報：“看好人吃虧，我于心不安”
—— 訪中國好人網創辦人、華南師大教授談方
談方，中國好人網創辦人兼總干事，中國好人基金會主席，國際關愛協會常務理事，華南師范大學教授。2011年被評為中國十大正義人物、中國十大道德人物，并獲中國時代騎士勛章“中國愛”，2012年被評為南方八大公益人物、廣州十大公益人物。
每次資助，中國好人網都會開兩張收條，一張是給被資助人的，上面清楚記錄錢是哪些人給的、給他做什么。另一張是給捐款人的，上面寫著捐款用來幫了誰，包括他的身份證號碼、電話號碼等信息。談方說，他想建立一個完全透明公開的公益基金，讓所有參與者充分享受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添加“贈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快樂感，也打消相互間的不信任。
廣東東源縣村民吳偉青扶起摔倒的同鄉老周，反被索要數十萬元賠償。今年1月2日，吳偉青以自殺證清白。
看到這個消息，談方很憂傷。“我是教授，你扶老人，我撐你。”2011年，他就向全中國發出這樣的承諾，可是今天，卻有人因扶人被訛選擇自殺。“如果他知道我們中國好人網，或許就不會以這樣的方式輕易結束生命。”
談方是華南師范大學教授，也是中國好人網的創辦者。借助網絡力量幫助好人，談方已經做了5年半，受益者超過200人。中國好人網在全國已經建立起40多個分支機構，志愿者也超過16000人。
相比讓好人受委屈，幫錯人不算什么
華南師范大學文科樓328室，只有10平方米，這間房間不僅是談方的辦公室，也是“好人網”的總部。談方在大學教思想政治，講到孔繁森、焦裕祿，學生們總是不以為然：“我們身邊沒有這樣的人啊。”談方解釋之余不免尷尬，便想搞個資料庫，把好人好事匯總起來。
2008年汶川地震，看到那么多好人不顧個人安危奔走在抗震救災的路上，他再也等不及了。2008年5月19日，汶川大地震全國哀悼日這一天，談方注冊了“中國好人網”，他要用行動證明好人有好報，“不能讓英雄流血又流淚”。
看到不少好心人攙扶摔倒老人卻被反咬一口，2011年3月，談方又發起“攙扶老人風險基金”，并承諾幫助攙扶老弱的好人，當他們遇到官司就請公益律師伸出援手，如果敗訴，基金替他賠償。
有人說，遇到渾水摸魚可能幫錯人。但談方不怕：“就算真的錯幫了一個撞老人的人，相比于好人受委屈所造成的社會傷害，這并不算什么。”
好人網的理念，不是簡單資助，而是在最需要的地方提供幫助，然后鼓勵他們去幫助別人。談方自己這樣定位：“我們不是救世主，但是我們可以呼喚、示范，繼而推動社會、民間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幫助好人。”
這個理念和好人網的辦事效率得到很多人的認同。獻血48次的董仲彬，癌癥晚期卻無錢醫病，只能在街頭乞討。從有人打電話尋求幫助，到信息核實后打出首筆一萬多元資助款，談方的團隊只用了兩個小時。
認識好人網的人漸漸多了起來，這兩年，每年來自民間和企業的捐贈能達到100萬元。最多的時候，“好人基金”的總額超過200萬元。
看望袁厲害，發了五年來最大一次火
2013年8月，談方帶領第二屆“幫好人萬里行”代表團到河南蘭考縣，準備慰問袁厲害。這位27年來收養百余棄嬰孤兒的“愛心媽媽”，因家中失火導致7個孩子死亡備受質疑。
“我和同事們去看望她，是想告訴她，過去的善行不會被抹去。然而當地政府卻百般阻止。”說到這件事，仍能聽出談方的憤怒。到達蘭考，他們就遇到阻撓，第二天更是被硬生生擋在袁厲害家門口。“沒有理由，沒的商量，就是不讓進。”
那天，談方發了“幫好人”5年多來最大的一次火。他指著與袁厲害家只有一墻之隔的焦裕祿烈士紀念碑吼道：“我就不明白，一個為社會作出這么多貢獻，一個困難條件下救助了這么多孩子的媽媽，我們為什么就不能去看望她一下？今天我倒要看看誰敢在焦裕祿烈士紀念碑面前做出傷害好人的事情！”
在談方眼中，袁厲害是個好人。好人網幫助每一個人，都會詳細地整合資料和實地探訪，之前他們為袁厲害提供的所有幫助，她都婉言拒絕，還把別人給她的捐款捐回好人網。
這次好人網看她，袁厲害也堅決不要慰問金和慰問品，并又捐款3000元，“那陣子廣東發大水，她說要把心意帶給廣東人”。談方很感動：“以前打電話我都稱呼袁女士，現在都喊她袁媽媽，在我的心中，她是一個非常慈祥、值得尊敬的媽媽。”“袁媽媽”一直受心臟病、高血壓的困擾，談方目前最想做的就是趕緊找醫生給她治病。
幫任何人都不預設指標和金額
在談方幫助過的好人中，還有五六個被醫生宣判為可能救不活、或者一輩子站不起來的人，他們經好人網救助之后蘇醒或站起來了。談方說：“這是正能量創造的奇跡！”
湖南小伙劉桂華就是其中之一。2006年10月3日，劉桂華遭遇車禍，先天殘疾的他在危難中連救12人，最后腰椎錯位，胸椎骨折，腎臟大出血。每天晚上，他要打五六支封閉針才能睡著，負擔不了常年疼痛和巨額醫療費，他多次試圖自殺。2009年，談方找到劉桂華，并請媒體關注引發連鎖反應。劉桂華被接到湖南最好的醫院，院方還組織十幾個專家會診，可是情況并不樂觀。“醫生說，他可能連2010年春節都過不去。”
談方聽到消息后立馬做了一個決定，要把劉桂華接到廣東來治病。當時幾乎所有人都反對，“醫院專家都救不了，你有什么辦法？”“如果沒治好，他家人要你負責怎么辦？”“你知道治好他要花多少錢？你有這個能力嗎？”可是談方卻固執己見：“這樣的好人，我不幫他，于心不安。”
事情的結局連談方都沒有想到。從劉桂華到廣州那天起，再沒打過一支封閉針。此前，劉桂華最多坐或站十幾分鐘，現在卻可爬山兩三個小時。
前前后后，好人基金支付十余萬給他醫病。談方說，幫助任何一個人，他都不會預設一個指標、金額，他提供的是長期、跟蹤式的幫助，他會把錢給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而且不僅是幫他們本人，還有他們的家人。
幫好人，有打擊但更多是支持認同
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談方，很多人說他沽名釣譽、博出鏡出名。面對糾纏、謾罵甚至詆毀，談方說：“可以解釋就解釋，解釋不了就行動。我把質疑當作促動和鞭策。說實話，我們更需要被別人罵！”他承諾，永遠不做與教師不相關的行政職務，以“好人網”名義獲得的報酬全部捐給“好人基金”。5年多來，他已經相繼捐了27萬元，而他自己每個月還要還4000元的房貸。
談方之所以能這么堅持，離不開家人和朋友支持。談方的母親是好人網最年長的志愿者，每個月退休工資只有1000多元，也拿出100元捐給好人網，至今已捐近10000元。談方的兒子、妹妹、外甥都是好人網的捐款人。工作中他也遇到不少同道中人。“一路走過來，有打擊，但更多的是支持、認同和鼓勵。”
2011年，好人網為攙扶老人被判賠錢的吳俊東打官司，談方接到一個電話說要捐款，對方不肯透露任何個人信息，只說自己叫劉永泰。面都沒見，他就捐了15萬。“其實，永泰是個假名，希望國泰民安的意思。他也不是有錢人，也是農村出來的，生意小有起色而已。”
劉永泰后來陸續捐了50多萬，成了“好人基金”最大的捐助者。談方說，自己本來是好人網捐款最多的人，可是劉永泰很快就超過了。每次談方給他打電話商量好人情況，劉永泰立馬就說“需要多少錢”。“弄得我就像去要錢的，后來都不敢跟他打電話了。”一個素昧平生的人，能這樣支持好人網，談方很感動：“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誰，他卻給我們非常大的信任，也提供很多想法。”談方反復表達感恩之情，希望好人都能被記得、被尊重。
別人評富人榜，我們要做“好人榜”
談方每天要工作15至16個小時，既要教書，又要應對中國好人網的大小事宜。每天的睡眠時間被壓縮到五六個小時，多數時候，因為趕時間他一天只吃兩頓飯。
“一般人打電話都在午休或下班時間，我從來不會在打電話的時候，跟對方說對不起我要去吃飯，對不起我要干嘛，他們之所以這時打電話，是因為在這個時間才方便，我怎么能打擊他們的積極性呢？”可是，經常電話一打就錯過吃飯時間，掛下電話，他又要開始下一項日程，有時候累了也就不想吃了。
談方說，當一個人有強烈的使命感，認準他做的事是正義的、必要的，他煥發出的能量就是超乎常人的。已經55歲的談方，現在晚上熬夜或者通宵，第二天就會明顯感到不適。“如果不是意志和強烈的使命感，五個我可能都倒下了。”
談方一直有個心愿，要構建中國的“好人文化”。一方面，他想把好人網建設成一個好人的平臺、港灣和家園，打造一個可持續的公益慈善模式。另一方面，他還主編出版了《中國好人》一書，弘揚和傳承中國的好人文化。
“下一步，我們還要讓中國的好人文化走向世界，把好人網作為傳播中國形象、中國文化的平臺和品牌。”談方說，他們已經注冊了一個世界好人網的網址。“現在到處都在評選富人榜，可是我們要做世界‘好人榜’。中國的傳統美德應該得到發揚，這也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 記者 王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