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生活照
而這次回國，多家媒體的猛烈圍攻讓有過失眠癥與抑郁癥病史的她很吃不消。對于嚴歌苓來說，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過于喧騰的地方。“信息轟炸，高密度的人來人往。我沒法寫作，就連堅持獨立思考簡直都有點辦不到。”
“寫作就是一個自我尋找的過程”
上世紀90年代初，在美國舊金山模模糊糊的霧氣與陽光中，嚴歌苓開始動手寫《寄居者》，她再次用獨特的自述式、視覺化的敘事風格，在血淋淋的戰爭年代里表達自己對身份認同的思考和漂泊的感覺。
這是一個發生在抗戰期間的故事，女主人公愛上一名逃離集中營來到上海的猶太男子彼得，為讓他能去美國，她臨時找了一個愛上自己的美國青年，只為了能夠偷取他的護照讓彼得脫險。女主人公也由此在背叛與熱戀、良心與夢想之間疲于奔命。
在書中，她這樣寫：“她（英國豪宅女主人）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煩冗復雜，為了和我那一口美國下層英語有個貴賤、文野之分。”
剛到美國的嚴歌苓，也和那個身份低下的女主人公一樣，拼命地想要融入西方社會。她很小心也很害羞，生怕聽錯別人的話，自己也生怕說錯，只好盡量不開口。
但是她漸漸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種無形的文化差異和種族偏見。一幫美國朋友經常把中國人的英文口音錯誤編成笑話，用唐人街有很多老鼠、蟑螂的典故進行打趣。
嚴歌苓用了兩個詞來形容自己試圖融入西方的過程：“徒勞”和“痛苦”。
直到現在，嚴歌苓依然困在孤獨和寄居的感覺中無法自拔。由于丈夫工作的關系，她每三年就得換一個地方居住。她經常因為跟別人沒有共鳴而感到失望，也越來越難交朋友。
她寫作的時候總是不斷地發現自己、審視自己；而另一方面，在很多作品里，她都用一個20歲出頭的少女“代替”自己不斷地進行自我探尋。
“每個人都會非常懷舊，我最喜歡的還是我20歲左右的時候，”嚴歌苓坦言，“非常美妙。”那時，雖然已經是成都軍區的軍官，但她非常“淘”和“皮”，有時候，在清冷的半夜，嚴歌苓會跟自己創作組的女朋友一起去偷別人的萵筍，然后再給人家放幾毛錢。
“那種友情現在不太容易建立了，我恨不得再去走一遭。”她說。
在故事語調與自己非常契合時，比如說寫自傳性很強的《穗子物語》時，嚴歌苓也會把自己放回20歲，重溫自己的少年時期和早戀。而在《寄居者》動筆前，她設想了好多種語調。這次，她設身處地地把自己變成了一個老太太，想象如果自己回憶起一件往事，會怎樣表達。
心里有一大堆的故事
其實嚴歌苓天生是個很愛說笑的人。但她傳奇般的半生經歷使她變得敏感而沉默，寄居者的心態，也從兒時起至今，如影隨形。
小時候，父母把嚴歌苓從上海帶到安徽，從安徽又帶回上海。在上海，她講普通話，跟周圍的孩子總是有隔閡，“我覺得自己哪里都不屬于。”
她坦言，成為一個作家，有一絲無奈。
“如果我不是這么一個人，而是一個受過正常教育的人，也許我可以成為一個科學家？或者醫生？我沒有學習過任何理科的東西。”她對筆者說。
小說對她的重要性使她如此地癡迷于寫作。與嚴歌苓同年代出生的國內女作家成名之后，紛紛擔任一些社會職務或大學教師，而她儼然是一個專職的“寫作狂人”：“其他的工作，我好像沒什么興趣。”
之前，王安憶在復旦教授小說創作，嚴歌苓也去了，可她覺得“挺受罪的”。她說：“我不是一個當眾有話說的人。我的長處就是寫作。”
她給人的印象是安靜的，甚至是有些孤寂的。而當這個環境與她心里強烈的表達欲望發生了尖銳的沖突后，便使她充滿了一種傾訴的爆發力。
從1986年至今，嚴歌苓已經出版了15部長篇小說、7部中短篇小說集，驚人地保持著年均一部小說的產量。“嚴歌苓現在的創作力非常旺盛和澎湃，她也是現在漢語作家中最具職業精神的一個。” 文學批評家、《人民文學》主編李敬澤評價說。
除開調查采訪和找資料的時間，她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寫作中。如果一個作品開始寫了，那么從早上8點到下午1點將是她雷打不動的寫作時間，一般每天會寫六七千字。每本書集中寫作的時間也就是那么兩三個月。
她想說的故事總是層出不窮，比如，很久以前，她腦子里冒出一個想法：我們國家發生過這么多的歷史大事件，而同樣的大事件，反映在不同的人身上，應該會有不同的故事。她想把十幾個人在同一個歷史背景下的命運都寫下來。
她還橫向嘗試了移民題材。《扶桑》是第一代華人移民的故事，后來的《風箏歌》、《乖乖貝比(A)》等作品寫的是第二代。“本來想往下寫，看他們命運的變遷，一直寫到我自己。但是老是被打岔掉。你看，我現在只寫了這么一點。”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