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認為建設和諧社會將拉開發展社會團體的大幕
就像25年前人們對是否要發展市場經濟依然誠惶誠恐一樣，今天，大陸各界對商會、協會及各種民間團體的開放力度、發展空間依然爭論不休，以至在行動上小心翼翼。
在日前結束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上，黨中央做出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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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中雖然沒有直接提及協會、商會等民間團體，但從上述關于轉變政府管理職能的文字中，人們不難把握其間隱含的內容：政府將明確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因此而留下的巨大空間，將成為各種民間團體發展的沃土。
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認為，全會做出建設和諧社會的決定，將“拉開中國發展社會團體的大幕。”
組織化程度越高執政基礎越牢固
“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太低了！”曾因向總理說實話而出名的李昌平，現在正把熱情放在了農村合作組織的研究上。李昌平表示，中國城鄉差距之所以越拉越大，問題的本質是農民權利的缺失，8億農民猶如散兵游勇，面對強大的政府和大企業，要想保護自己的權力難比登天。“搞好新農村建設，就必須建立并依靠農民自有組織。”
本月下旬，全國人大將第三次審議《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這部確定了合作社法人地位，強調合作社農戶的獨立產權，建立“民辦、民管、民受益”治理結構的法律，被認為年底出臺的可能性很大。
正如對民間社團組織的崛起是否會動搖黨的政權這一“敏感”問題的爭論一樣，農會組織一度也被視為是“洪水猛獸”。李昌平認為，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農民無論是在革命時期還是在執政時期，都是最可靠的同盟軍，“農民組織化程度越高，共產黨的執政基礎越牢固”。
西方經驗表明，一個穩定的社會結構應該是一個三元結構，在政府層面、公民（企業）層面之間，還應該有覆蓋不同領域的民間團體存在，起到“平衡器”、“穩壓閥”的作用。
動員、團結社會各階層的力量建設和諧社會，《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這一思路，可以理解成對這種三元結構的認可。
商會的困惑
然而時至今日，雖然各種類型的商會、協會在人們心中已經逐漸取得了基本的認同，但由于“一些部門跟不上中央精神”，還是缺乏應有的自主性。
早在去年3月，確立行業協會商會法人地位的《關于促進行業協會商會改革與發展的若干意見》（征求意見稿）就已向全社會公布，但至今看不到出臺的希望。
據全國工商聯最新的統計資料，目前有將近三分之一的行業商會在各級民政部門注冊登記（主要在2000年前登記），而三分之二的行業商會還沒有獨立法人資格，只能由工商聯組織成立或由其他部門成立后由工商聯聯系統管理，作為工商聯的二級機構存在。由于無法獲得獨立社團法人資格，這些行業商會在實際運作中面臨著許多障礙，如刻公章、銀行開戶以及開發票等都只能走“曲線救會”的辦法。即便那些已經社團注冊的“幸存者”，在年檢時也困難重重，而此后成立的行業商會卻隨時面臨被取締的危險。
學者余暉認為，在轉型階段，我國對行業組織的扶持是積極的同時也是有限的。一方面，為了適應經濟領域的市場化發展，以及政府機構改革的需要，國家主動地推進社會領域的自治；另一方面，又要限制社會自治，協會只能做一些“拾遺補缺”的工作，同時要求其行為不得與政府相違背，“只許幫忙，不許添亂”。
“在轉型時期，社團僅僅扮演政府助手的角色，實質性的參與和監督功能則還沒有形成。”余暉說。
第二次改革
這種狀況注定不能持續。
9月4日，溫家寶總理在“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推進政府管理創新電視電話會議”上表示，“多年來，我們在轉變政府職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目前的問題還很多：政府及其部門仍然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近幾年，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公開發表的講話中，或明或暗對協會商會等民間組織的發展多次予以肯定。
在過去20多年中，我國市場經濟的框架已經基本確立，但為市場經濟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機制卻沒有相應地建立起來。如果說迄今為止的改革開放放活了一只手———開放市場，那么開放另一之手———開放社會、發展民間團體，已是當務之急。
在香港，社會上各種各樣的民間團體數以萬計，在民間團體工作的專業人員有3萬多人，年籌集資金100多億港元。各種各樣的民間團體表達不同階層和不同群體的利益，還為其代表的階層和群體提供關懷和服務，與此同時，民間團體從社會的不同角度向政府提供咨詢、建議和資訊，甚至直接替代政府提供這些服務。
如果說，25年前以“經濟所有制結構多元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開放是第一次改革；那么今日以“發展代表不同階層的民間組織”為內容的社會開放可謂第二次改革。但愿再過25年，當有人提出“要不要發展民間團體和公民社會”這樣的問題時，就像現在說“要不要發展民營經濟”一樣滑稽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