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協年會上，院士專家稱，學術道德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對學術腐敗麻木 科技界將自毀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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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打假，怎一個愁字了得
在外界看來，第十二屆中國科協年會開幕前一天的一個小型論壇激起的反響或許有些難以想象。
這一匯聚著數以百計的兩院院士和數千科技工作者的大會，繼2009年首次開設“科學道德建設論壇”后，再次將學術道德作為首個專項論壇推出。
北京大學前校長許智宏院士披露，2009年度評選出的“中國十大科普事件”中，學術不端行為屢被揭露，公眾呼吁科學精神回歸；而2009年度評出的“國內十大科技新聞”中也赫然出現這樣的字眼：院士涉假引發學術界反思。
“我們的學術道德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中國科協科技工作者道德與權益專門委員會主任、中南大學校長黃伯云院士發出的警示振聾發聵。
中國工程院院士鄭健超則表示，“不能對學術腐敗行為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否則科技界將‘自毀長城’”。
誰來“鑒定”學術鑒定部門
似乎已經塵埃落定的“漢芯事件”在“科學道德建設論壇”上再一次被提起。這一次矛頭直指事件背后的學術鑒定部門。
造假者何以輕易得逞，成果鑒定部門和相關人員是否也該承擔責任？中國科學院院士、廈門大學化學系黃本立教授認為“漢芯”造假還有鑒定問題、團隊問題和監管問題三問待解。
同樣讓這位老院士感慨的是“肖氏反射弧”理論的鑒定流程。
黃本立院士引述媒體報道稱，所謂“肖氏反射弧”這種理論在國外僅處于動物試驗階段。令人不可思議的是，1999年、2004年，衛生部門曾兩次對“肖氏反射弧”進行科技成果鑒定，結果分別為“國際領先”和“國際先進”，建議推廣應用。而據參與2004年衛生部門鑒定的一位專家披露，當時鑒定的時間只有一個下午，鑒定組里肖傳國的老師則一開始就大講“這是國際領先”。
一塊民工磨出的芯片被鑒定為“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高端大規模集成電路”；幾個小時鑒定出“國際領先”……對此，黃本立院士分析，一些學術研究、科研開發弄虛作假，顯然與這種鑒定體系和機制的漏洞大有干系。
“對學術鑒定是否也應來個問責制？”黃本立院士建議：“既要讓造假者受到應有的懲罰，也要使考核者負起應有的責任。”
此前，更多的關注點在于對造假者懲戒機制的建立上，而科研攻關、友情鑒定在科技界被詬病已久?？萍疾靠蒲姓\信辦公室顧問孟輝對這一觀點表示認同。在他看來，陳進的問題是典型個案，像這樣的情況僅有行政處罰是不行的，“評審專家必須對審查行為有個交代。”
科研任務如期完成定會催生不端
“科學道德建設論壇”上，許智宏院士展示了一張反映學術生態的漫畫，畫中代表著“質疑、批評、誠信、反思……”的大樹都被砍光，一棵浮躁的大樹卻枝繁葉茂。
許智宏則將此比喻為：“學術生態被嚴重破壞，‘化肥’使用太多，樹木長得高大但不健壯。”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與會教授認為，現在不斷在強調“我國國際科技論文數量世界第二位，發明專利數量第三位”。但這或許正是一種“化肥太多”催熟的科技界表面繁榮，這其中有多少論文造假、抄襲，至今沒有一個權威的說法，而暴露出來的個案也足以讓人觸目驚心。
同樣讓這位教授憂慮的是，一方面我國發表論文數量不斷攀升，“國際領先”、“國際一流”的鑒定不斷涌現，但在專業領域同行評議中獲得國際影響的依然鮮見。國家軟科學研究計劃重大項目公布的報告顯示，我國科學在世界的影響力仍然不高，在19個主要國家中排名第13，甚至低于瑞士、以色列等小國。
中國工程院院士鄭健超認為，背后的原因在于，“科研任務必須如期完成、科研成果進規劃、論文數量納入考核指標等做法，定會催生短期行為和違背科學規律的不端行為。結果很可能適得其反。”
事實上，這也讓一些從海外歸來的科學家十分不解：科學活動是探索未知，如果現在就能預測三五年后的結果，還要立項做實驗干什么呢？！
在年會特邀報告會上，科技部部長萬鋼說，科技創新、科學研究是有風險的，很多成果就是在過去不斷的失敗中產生的，因此科學研究只要是腳踏實地的，只要是努力工作的，課題哪怕沒有達到原來的目標，同樣可以支持。“我們要營造的就是一個寬容失敗，摒棄浮躁，潛心研究的創新文化氛圍。”
鄭健超院士描繪的一幅畫卷讓人神往：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在我國出現更多的如下的情景：人們好不容易找到躲在實驗室埋頭做實驗的某科學家，向他祝賀獲得某項大獎的殊榮。
這位科學家回答說：有這回事嗎，你們沒有搞錯吧？
“那時，我們離科技強國的目標就近在咫尺了!”鄭健超院士說。
處長政治之弊
中國科學院院士、地質學家劉嘉麒至今有些弄不明白：“科研人員與管理人員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
“一些機關的管理干部往往這么說，我們是為科學家服務的，為科技工作者服務的，但是你說哪件事科學家能定下來呢？真正定下來的都還是管理者。”
“科技人員沒法用正常的心態去工作，科技人員之間，科技人員與行政官員之間行為失常。”中國科協常委、河北農科院副院長王海波研究員如是說。
年會上，很多科學家認為官員的力量或許過于強大。
“科學管理是科技的上層建筑，是對科學技術的活動和導向，做得好要促進科技的發展，做得不好會制約科技的發展。”一位與會專家認為，科技管理上管得過細過繁是弊端之一。
他就此舉例，從項目的申請到項目的檢查，不知道要跑多少的路，寫多少的報告，寫多少的材料，也不知道在這個之外還要做多少的事情，所以科研人員付出的精力和時間實在是太大了。有的時候申請成功了，沒干幾天又得要檢查匯報，一個項目在執行的三年五年里頭，好多事都跑在這個上頭，無疑干擾了正常的工作。這也促使科技人員去做一些表面文章而不做實質性的東西。
今年9月，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教授聯合撰寫的美國《科學》雜志社論文章中也曾指出，“每個人都很清楚：與個別官員和少數強勢科學家搞好關系才最重要，因為他們主宰了經費申請指南制訂的全過程。”
面對今天的學術界現狀，鄭建超院士認為，光靠科技群體“潔身自好”還不夠，寬松和諧的外部環境也非常重要。鄭建超院士就此分析，我國目前體制下，大多數科學團體還不能擺脫對政府部門的掛靠依賴關系，一些部門領導習慣于把學術團體當成體現行政意志的工具，以至于學術問題受到行政干預的事時有發生。
劉嘉麒院士也提出，科研管理和科技活動的關系必須得擺清楚，否則不光是影響科技工作，而且會腐蝕科研的生態環境，“為什么現在生態環境不好，大家為了跑項目，為了跑評估，就到處去拉關系。”
一位高校的在讀博士就曾親眼目睹自己的導師、一位白發蒼蒼的老教授在項目申請中被一個年輕人搖指訓斥的場景，“那一幕，終身難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