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人們常說，文化是可以跨越政治壁壘的，你覺得自己所做的這些對外交流工作真能實現這樣的目標嗎？
于丹：我們想一想，在當今這個世界，小到夫妻口角，大到國際戰爭，有多少是出自誤會和隔膜？作為一個文化學者，我們的任務就是消除誤會、打破隔膜。
我覺得今天世界文化的溝通，需要一種心平氣和的態度，需要在一種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下，完成文化的融合、碰撞和新文明的成長。我們不需要再劍拔弩張，不需要老戴著有色眼鏡，動不動就指責別人，當你在指責的時候就已經失去了你的冷靜。我覺得任何一種文化，最好的態度，就是彼此尊重。
記者：那么你認為什么是好的文化？
于丹：好的文化一定是多元的。我們這個社會的文明一定以多元的爭鳴、共融、共生作為一種真正的繁榮。一個大的植物園應該有各種植物，一個大的動物園應該有各種生物，一個好的世界應該是各種文化和諧相處的世界，而不能說一種文化惟我獨尊。
記者：但我有一個疑惑，那不等于說文化沒有高下、優劣之分？沒有先進和落后之分？
于丹：我覺得今天我們不能過分地夸大文化的道德評價，今天更多需要的是文明的融合與建設。我覺得知識分子身上是要有批判精神，但是要看你在做什么事情。知識分子可以做的是兩種事情：一種是研究，一種是普及。而我很清楚自己做的事情是普及。而在我做研究的時候，我可以持有批判態度，但我在普及的時候希望持有一種包容和建設的態度。
傳統文化中當然有糟粕，孔子的思想離現在2560年了，這么多年前的思想，過時的肯定比有用的多得多。我們其實是對其中有用的那一部分，拿來跟21世紀的文化、制度、人的感受結合起來，把它激活。所以我說，孔子的思想會過時，叔本華的思想會過時，世界上每一位大思想家的學說一定會隨著歷史的進步，有些東西會被淘汰。關鍵是我們能把美好的東西留下多少。
記者：想過沒有，中國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會買你的書？其中是哪些東西吸引了他們？
于丹：今天的社會處在一個轉型期，每個人享受多少文明就承受多少壓力，所以他心里頭有價值的斷層、迷失，需要文化的解釋給他一種力量，給他一種提升生命的智慧。我覺得中國古代提供了這些東西。可以說孔子的思想分兩個體系，一部分是政治體系，另外一部分是個人的修養體系。關于政治的部分非常迂腐，已經過時了，關于個人修養的體系，拿來用，只要結合當下，它是有積極意義的。
記者：中國人接受這些不難，但是國外讀者是出于一種什么心態買這本書呢？
于丹：我在法蘭克福書展的時候，德國電視二臺有一個女記者很認真地對我說，她覺得拿這本書教她女兒就很合適，因為德國小孩都能學這些道理。一位英國記者說，我覺得你這本書講的就是我們的社會。我說這也不奇怪，現在你想想倫敦也罷、柏林也罷、巴黎也罷、北京也罷，立交橋、專賣店、汽車，都是一樣的。世界文明越趨同，我們使用的物質越相似，我們心靈中的迷惑就越接近。大家不都想在這個社會中安身立命的同時還獲得個人的自由和尊嚴嗎？這就需要我們用一種平易的態度，用簡單方式使文化穿越千古，幫助今天的人把那些信息提煉出來，傳遞出去。
故事永遠比道理容易傳播。我們的幼年、童年都是喜歡聽大人講故事的，長大以后照樣喜歡聽故事。所以你用故事去傳遞道理，它就變成了道理的載體，如果你沒有載體，僅僅講道理，誰都拒絕說教。（記者 張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