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27年，晉國的大夫籍談作為使者朝見周天子，但是什么禮物也沒有進獻，這在當時是很失禮的。周景王很不高興，直言責問。籍談的家族在晉國是世代掌管典籍的官員，而籍談的回答是，因為晉國從來沒有接受過天子的賞賜，所以沒有禮品貢獻。周景王于是給籍談講了一段歷史，從晉國的建立開始，天子是如何不斷賞賜的。籍談無言以對。周景王于是說：籍家真的是沒有后人了，掌管典籍的家族竟然數典忘祖。數典忘祖是成語，那些連自身歷史都不知道的人，如同忘記祖先。歷史承載的不僅僅是陳年舊事，更重要的是承載文化傳統。不論個人還是民族，忘記自身文化傳統，必然喪失文化之根，必然表現為文化失憶。個人的失憶是疾病，民族的失憶也是疾病。
秦國統一六國，以為各國的歷史記憶如果散失民間的話，不利于集權統治，于是下令焚書，百姓私藏違令書籍，都要重罪處理。漢朝建立，竟然連重要的經典《尚書》都沒有流傳下來。后來聽說齊地有一位老先生叫伏生，他還會背誦《尚書》，政府立刻派官員前往學習記錄，因為當時伏生已經九十多歲，沒有能力長途跋涉到長安來。這就是后來還能夠流傳的今文《尚書》。為什么國家要花費這么大的力氣保留下來一部古書？這就是珍視文化傳統。所以，幾乎歷朝歷代，在政權穩定之后，都會出臺鼓勵民間獻書的政策。民間收藏的圖書，國家花大成本購進，如果不同意出賣，國家就派人抄寫。漢興一百年，根據司馬遷的說法，“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圖書的存在，是文化傳統能夠流傳的一個保證。人類是經驗的動物，是理智的動物，認識到文字記載就是積累人類經驗，保存人類智慧。
思想家孔子的貢獻，人所共知是教育。他開創的私學教育，在一個動亂的年代，把傳統文化傳遞給下一代。其實，孔子在保存文化傳統方面，還有一個很大的貢獻，那就是整理古書。通過對古書的整理，讓古書得以更好地流傳，從而為中國留住傳統做出了貢獻。孔子的后人，應該很明白孔子的良苦用心，也能體會孔子整理古史的意義，所以也用行動證明了他們不僅是孔子的血脈傳人，也是精神傳人。漢武帝的時候，就大開獻書之路。也是在漢武帝的時候，孔子的后人在事隔多年之后，終于把幾代人珍藏的一個秘密公開。在秦始皇焚書命令之后，孔子的后人就把私家收藏的圖書珍藏起來，他家的墻壁中，竟然修建了一個隔層，專門用來藏書。孔子家藏書的公開，一時間成為一件盛事，因為傳統沒有被中斷，這讓有識之士大大松了一口氣，更讓莘莘學子的文化傳承事業，有了更具體可靠的途徑。
獻書之外，古代中國的歷朝歷代，還有一個編書的傳統政策。盛世修史是一個方面，此外還要編纂各類圖書。國家有類似國家圖書館的機構，編修圖書也是國家的工作。編寫圖書，一方面是希望通過閱讀了解以前的經驗，另一方面就是為了保存圖書，讓文化傳統不在自己這個時代失傳。宋初編寫《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就是給皇帝提供閱讀使用，讓皇帝掌握更豐富的文化政治資源，以便更好地治理國家。與此同時編寫的《太平廣記》，在今天看來就是小說合集，這類圖書有什么政治意義呢？雖然不如歷史那么有政治之用，但是那其中同樣包含中國智慧。所以，仍然可以看作是一種保存文化以利于傳播的努力。至于后來各種大型圖書的國家編纂，其實，都可以從保存、傳播文化這個視角進行觀察。
國家之外，個人對于撰述同樣熱衷。古人個人寫作，有各種形式，文集是一種，或者個人搜集整理，或者后人進行整理。先秦諸子的著作，多是后人搜集整理的結果。而司馬遷著《史記》，一開始，純粹是個人行為。為什么？整理一個時代的歷程，“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后世圣人君子”。不想成名于當代，只想流傳于后世。這是對歷史的一種有信心的預期，同時滿懷著對文化傳承的高度責任。古代讀書人，基本人生軌跡，或者在朝為官，或者教書著述，即使亂世依然手不釋卷，其實都是同一種文化態度和立場。達則兼利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即使生不逢時，也能體現一種可貴的文化人格。
正是因為在朝在野的共同努力，中國古代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傳統，重視文化積累，重視文化傳承。他們雖然沒有如今文化軟實力這樣的概念，但是，他們都知道這是中國優異于他邦的特點。禮儀之邦的本質特點不就是文化事業發達嗎。古代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常常有各種各樣的規定。在金屬缺乏的年代，因為金屬往往與武器聯系在一起，所以各朝代常常規定金屬禁運，即不準金屬出口。其實，還有一種物品通常是不許出口的，這就是圖書。為什么會有圖書禁運呢？因為古代把中國圖書當作一種獨特物品。唐太宗的時候，文成公主入藏，松贊干布和他的大臣要求唐朝供給一些圖書。有的大臣就表示憂慮，歷史書籍中多陰謀詭計，吐蕃學了也許會不利于唐朝。唐太宗說，不能這么片面看問題，儒家經典中更多的是仁義道德，他們學會了不是更好嗎。于是以皇帝的名義賜給大批圖書。從大臣的反對來看，在古代中國，很多人把圖書看作是一種獨特的文化資源。
所以，古代雖然沒有文化軟實力的說法，但是確有重視文化軟實力的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