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到經學——先秦兩漢詩經學史論》 劉毓慶 郭萬金著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隨著古今對于《詩經》認識的變化，《詩經》學術史的建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戰國時代直到清末的兩千多年，《詩經》一直被奉為神圣的經典，關于它的學術史也被納入經學史，成為經學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五四”以后，對于以《序》、《傳》為代表的傳統《詩經》學展開了猛烈批判，并認定《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這一定位的根本要點是徹底否定其經學身份而突出強調其文學特質，受這一觀點的支配和影響，20世紀出版的幾部《詩經》學術史的構成框架基本上是以《詩經》的文學研究為中心而輔以其他有關學科的研究的模式。
最近出版的劉毓慶、郭萬金的《從文學到經學——先秦兩漢詩經學史論》（以下簡稱“史論”）在《詩經》學術史研究方面表現出明顯的創新精神，并取得了突出成績。
“史論”的創新起于對研究對象的界定。“《詩經》既是“詩”，也是“經”：“詩”是她的基質，屬于傳遞先民心靈信息的文學；“經”是她的文化角色，是體現封建文化正統的精神武器。“一部《詩經》學史，其價值并不在于對古老的‘抒懷詩集’的詮釋，而在于她是中國主流文化精神與主流意識形態的演變史……”結合全書的論述可以知道，這里的“主流文化精神與主流意識形態”，除了作為歷代統治思想的封建意識形態之外，更有民族文化傳統和民族文化精神，亦即全民族的最基本的精神品質。《詩經》作為民族精神文化的元典，其意義和價值，除了“要為社會的永恒穩定構建和完善意識形態話語系統”之外，還表現在建構民族文化精神，也就是塑造中華民族的靈魂和人格上。從這樣的思想高度出發建構《詩經》學術史，不但超越了宣揚先王教化和封建倫理道德的古代經學史，而且也不同于以文學研究為中心輔以其他有關學科研究的《詩經》學術史，而呈現出一副全新的面貌。
作者從新的視角和思想高度出發，對學術史上的很多問題都做了新的闡釋。例如，從華夏文化承傳的意義上審視孔子編《詩》，認為《詩》的編定是奠基這個“經典體系”與“文化學統”最重要的一步工程，標志著它們的正式確立。又如，對于《詩序》的以“美刺”為核心的詩歌評價體系，以前的學術史從文學的角度出發，對于將詩歌作品政治化和穿鑿附會，主觀臆斷的解釋予以徹底的否定，但“史論”從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審視，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這是倡導文藝對政治的干預，是“詩人自覺地以詩為武器，對不良行為和風氣進行批評、對美好事物進行頌揚”，并把它作為儒家主體意識和批判精神予以肯定。
解詩視角由文學轉向文化，極大地開拓了學術史研究的視野，作者注意到學術史發展與時代政治、思想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系，特別是詩學觀念和解詩重點變化的時代政治思想原因。例如，為了適應漢武帝“獨尊儒術”和“大一統”的政治需要，漢儒對《詩經》的解釋，特別注意“與當代政治及社會人生之間的意義聯系”，由單純的“經義”疏解和闡釋發展到把詩義作為行為準則落實于現實生活中，正是這種“明經致用”直接導致了從“經學”到“經術”的演變。《詩經》學術史上的這一重要變化，從社會政治思想發展的角度看，“使經典研究與政治方略的炮制融為一體，為兩千多年儒學思想的與時推移起到了典范性作用”；而從道德精神發展的角度看，則是縮短了經典與當代人生的距離，發揮著精神導向的積極作用。
作者認為，“為了引導現實政治與人生”，解決迫切的現實問題，古代的經學家對《詩經》作的是“適合時代需要的闡述和理解”，是《詩》的“現代性”詮釋。由于這種“現代性”詮釋是文獻精神與現實的結合，具有鮮明的現實性，所以才能夠承載政治思想的與時推移和道德精神的塑造承傳的歷史重任。（趙沛霖）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經·國風·周南·關雎》——發源地：陜西合陽縣洽川鎮（黃河西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