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
2000年，饒宗頤先生(右二)與任繼愈先生(右一)、季羨林先生(左二)、周一良先生(左一)在北京。如今僅饒老仍健在。(資料圖片)
他把總結中國古代精神遺產作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
他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作為高校哲學基本教材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哲學工作者，再版10余次。
他奉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之命，組建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使之成為培養宗教研究人才的搖籃。
他主持整理和編纂古代文獻超過10億字……
他，就是中國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譽所長、新中國宗教學研究奠基人、著名學者任繼愈。
國圖“黑”了首頁
昨天(11日)凌晨，任繼愈先生辭世消息傳來，所有與他生前有過交往的學者、同事紛紛表示“事情很突然，至今心情無法平靜。”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張志清所作的挽聯中稱：“儒者之風道家之骨從來學人本色，中華大典佛教大藏畢生文化傳燈。”國家圖書館的首頁在昨天也更改為黑色，以示哀悼。
“任先生建立起中日佛學溝通的橋梁”
回望數十年的學術研究歷程，任繼愈一直專注于中國哲學史、佛學和儒教研究。“他不僅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大家，也是一位全方位的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任繼愈的學生、上海師范大學哲學教授李申這樣評價老師。
記者電話采訪任先生生前的學生、好友社科院宗教所原所長杜繼文先生時，杜先生告訴記者：“現在的人去寺廟就是燒燒香，這是一般大眾的佛學意識。但任先生開創了用唯物史觀來辨證看待佛學，來研究其經典。”“他的著作《中國佛學史》在日本佛學界影響很深，可以說，任繼愈先生是建立起中日佛學溝通的橋梁。”杜繼文先生說。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李錦全與任有數次學術上的交往，不過地點都是在北京。在李錦全看來，任繼愈是上世紀50年代以來在中國哲學史研究方面很有影響力的一個人，他在上世紀50年代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研究佛教問題，因其有突破性曾受到毛澤東的肯定。
儒者之風道家之骨從來學人本色
中華大典佛教大藏畢生文化傳燈
記者從國家圖書館獲悉，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歷史學家、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任繼愈先生因病醫治無效，于7月11日4時30分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93歲。
任繼愈先生出生于山東省平原縣。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宗教學會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中國無神論學會理事長、國家圖書館館長、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第四至八屆全國人大代表。
為悼念任繼愈先生，國家圖書館將于7月13日至7月15日期間在國家圖書館總館南區學術報告廳設置靈堂，供社會各界人士吊唁。7月17日上午，將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東禮堂舉行任繼愈先生遺體告別儀式。
評價
鳳毛麟角，人才難得。
——毛澤東
誠信不欺，有古人風。
——熊十力
語錄
●人生的歸宿，最后的真理，如何與當前貧困的農民和破敗的農村發生聯系，對我來說一直是一個問題。
●我只說自己懂了的話，吃不透的話，不要跟著亂嚷嚷，不要跟著瞎說，免得自己后悔。
●喜歡斯賓諾莎的“為真理死不容易，為真理而活著就更難”。
● “年輕人要有一點理想，甚至有一點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現實了，一個青年太現實了，沒有出息。”
●二三十年內，中國不會出現真正的文化大家，但是三十年后，中國真正的文化勃興時代將會到來。
齊魯雙星
同日隕落
僅相隔4小時
任繼愈：山東平原人
去世：4時30分
地點：北京醫院
享年：93歲
季羨林：山東臨清人
去世：8時50分
地點：301醫院
享年：98歲
1997年3月，季先生曾說：“我不是搞中國文化的，更不是搞哲學的。毛主席最推重任繼愈。說中國文化、中國哲學，你們最好去找任先生。說我是國學大師，是外行話。”
任老與季老有緣，連去世的日子，都選在同一天。任老一生，皓首窮經，甘坐冷板凳，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宗教學的教學和研究，學術成就卓越，影響深遠。他籌建了中國第一所宗教研究機構，培養了幾代中國哲學史和宗教學研究人才。任國家圖書館館長以來，積極推進圖書館建設，為繁榮發展國家圖書館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晚年還孜孜于《中華大藏經》的主編工作。
任老不喜歡采訪，不喜歡當名人，自謂平時連捶背時間都沒有，哪有空閑扯，這才是真正的中國學人，寂寞平生，百年孤燈。他支持無神論研究，卻為中國宗教學開山立業。為人寬厚，學問博大。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任繼愈為人，如雪中炭火，棲身之家，常在積雪中。月掛天心過貧汀，公去矣，一輪皓月照千峰。
“儒教是教，
孔子是教主
上世紀80年代初，任繼愈提出了“儒教是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宗教”，此觀點打破了國內外思想界認為“中國古代無宗教”的普遍觀念。
1987年，任繼愈任國圖館長。他認定了古籍整理這項遠離名利的苦差使。“對于古籍文獻整理，任老有著自己的原則。從做選題、寫提綱到審讀點校，他總是親力親為，從不做‘掛名主編’。”李申說，每次去國家圖書館任老辦公室，都能看到書桌上摞著厚厚的書稿，而這里面大部分書稿任老都要一本本看過。
雖已過耄耋之年，任繼愈先生依然不遺余力、老驥伏櫪，為讓塵封已久的古代文獻煥發出新的神采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主持下，總字數過1億的《中華大藏經》歷經十余年完成了107卷；國家圖書館四大專藏之一文津閣《四庫全書》也已影印出版；他主持編寫的《宗教大辭典》《佛教大辭典》等工具書填補了新中國宗教研究空白；依托國家圖書館館藏啟動的“中華再造善本”完全仿真影印了500多種珍稀善本；7億字的古籍文獻資料匯編《中華大典》工作也已走過了十余年：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作也順利開展……
社科院宗教所原所長杜繼文說，在任老眼中，認真做學問是學者的本職工作，低調做人、專心學術才是學者本分。
“培養人才
不是蒸饅頭
“神志不清”時仍不忘堅持“高中文理不應分科”
任先生一生關心教育，對年輕人也寄予厚望。他強調年輕人要有理想，哪怕是空想，太現實的年輕人沒有出息。他還推動引進了我國臺灣中學國學教材。
6月17日，他纏綿病榻已神志不清，但在北師大文藝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王麗去看望他時，他身上插著好幾根管子，仍不忘說，“小學是學知識的，中學是學做人的。小學學不好可以補救，中學學不好就沒辦法補救了！基礎要放得寬一點好，高中文理不要分科了。”
生平
“繼愈”寓意繼承韓愈
把爬著螞蟻的磚頭翻過來，“螞蟻會不會頭暈呢？”孩童時代，任繼愈就是這樣一個凡事都要問“為什么”的孩子。
1916年，任繼愈出生在山東平原縣一個殷實的軍官家庭，原名是任又之——“父親是國民黨少將，保定軍校畢業的，曾經參加過抗日戰爭。‘繼愈’這個名字是入學時老師給取的，取‘繼承韓愈’的意思，希望我將來能在文學上有所建樹。沒想到我日后走偏了這條道。”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42年起任教北京大學，開始了22年的教書生涯。
“不懂得中國農民，
不可能懂得中國歷史”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北大、清華、南開三所高校奉當時教育部之命南遷到湖南長沙，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在長沙開學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遷往云南蒙自縣，成立西南聯合大學。
正在哲學系讀四年級的任繼愈報名參加了由長沙出發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團”。此次旅程歷經60余天、3000多里路。這次旅行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態度。中國農村的荒涼破敗、農民的貧窮困苦，強烈地敲擊著這位年輕學子的心。
他在《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一文中寫到：“作為一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國的農民，不懂得他們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國的社會；不懂得中國的農民、中國的農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國的歷史。”
因為這個原因，他從研究西洋哲學轉而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傳統哲學，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腳步從未停止過。
毛澤東面授機宜
成立首個宗教研究所
毛澤東主席對任繼愈一直評價很高，甚至用“鳳毛麟角”來形容他在史學方面的研究。
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澤東忽然把任繼愈找去，見面第一句話就是，你的書我都看過。接著說：“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有顧得上宗教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隨即又問他，北大有沒有人研究宗教？任繼愈說除他搞佛教研究外，還沒有人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毛主席又問，道教有沒有人研究？福音書有沒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沒有人專門研究。毛主席再問，你們哲學系有多少人？任答，師生加起來有500人。于是主席說，500人一個系怎么能沒有人研究宗教呢？
毛主席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一個批示，1964年任繼愈受命組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這是中國第一個宗教研究機構。
不久“文革”開始，任繼愈經過幾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陽干校接受“教育”。
一生有“三不”規矩
多年來，任繼愈堅守三個規矩：“不過生日、不赴宴請、不出全集”，以免“浪費財力、物力，耽誤人家的時間”。甚至連大壽也沒例外。年過九旬，他依然堅持凌晨4時多就起床工作。即便視網膜脫落，右眼幾近失明時，他還堅持每天工作六七個小時。為此，他的書齋名甚至由“潛齋”更名為“眼科醫院”。
他經常教育子女，“怠為萬惡之源”。在給女兒任遠的信中，任繼愈曾說：“讀點歷史，使人懂得‘風物長宜放眼量’，不能用一時的行時或冷落來評量學術上的是非。有了這樣的認識，心胸可以放得開一些，不至于追逐時尚，陷于庸俗。”他說，“不關注人、不關注社會的學問是假學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