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陳伯達帶著妻兒，輾轉來到革命圣地延安。一次偶然的機會，陳伯達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那是一次由毛澤東參加的理論座談會，討論孫中山的思想。會上，對孫中山思想的階級性發生了爭論。一種意見說，孫中山的思想屬于小資產階級；另一種 意見則認為孫中山的思想屬于民族資產階級。
毛澤東仔細傾聽雙方爭論。就在爭論愈發激烈的時候，陳伯達發言了。他的高明之處在于運用對立統一的方法加以闡述。他說：“我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有兩個兩重性：既包括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又包含民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陳伯達發言完畢，毛澤東站了起來，很高興地說：“剛才陳伯達同志的發言很好，很恰當地分析了孫中山思想的階級屬性問題……”散會之后，毛澤東把陳伯達留下來，問了一些關于他的情況。
當天傍晚，毛澤東派人通知陳伯達，要他趕到機關合作社食堂吃晚飯。陳伯達急急忙忙地趕去，到了那里才明白，毛澤東宴請了一位美國記者，毛澤東對陳伯達說：“今天順便也請你，請你和美國客人。”這次請客很簡單，毛澤東、翻譯、美國記者、陳伯達四人同桌而餐。起初，毛澤東跟美國客人說了一些客套話。后來，他得知陳伯達在北平中國大學開過先秦諸子課，而毛澤東對中國古代哲學也饒有興趣。這樣，他們之間便有了共同的話題，越談越投機，竟把美國客人撂在一邊。這一天，成了陳伯達人生的轉折點。
與毛澤東討論古代哲學
被毛澤東看中之后，陳伯達不再坐冷板凳了。經毛澤東提議，陳伯達在延安舉辦中國古代哲學講座。每一次講座，毛澤東差不多都去聽。毛澤東一去，許多人也跟著去。雖然陳伯達的話難懂，聽久了，也慢慢聽慣了。很快，陳伯達在延安理論界有了名聲。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學會”，陳伯達成了這個學術團體的領頭人，執筆寫了《新哲學會緣起》，發表于1938年9月《解放》周刊。1939年1月，陳伯達寫出《墨子哲學思想》一文，恭恭敬敬面呈毛澤東，請求毛給予指正。毛澤東很細致地讀完《墨子哲學思想》，親筆給陳伯達復了一封信：
伯達同志：
《墨子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有幾點個別的意見，寫在另紙，用供參考，不過是望文生義的感想，沒有研究的根據的。
敬禮
毛澤東
二月一日夜
毛澤東的書信很短，但《墨子哲學思想》引起了他極大興趣。雖然復了信，他仍覺得意猶未盡，便又寫了好幾頁紙的意見附在信后。陳伯達所擅長的中國古代哲學研究，正是毛澤東當時思索的熱點。陳伯達見毛澤東對他的文章如此看重，于是又向毛澤東呈上他寫的《孔子的哲學思想》和《老子的哲學思想》兩篇文稿。毛澤東讀后，興致很濃，于1939年2月20日寫了一封更長的信致張聞天轉告陳伯達。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詳細地寫了七點意見，針對陳伯達的文章，談了自己對孔子哲學思想的看法。陳伯達收信后，當即遵照毛澤東的意見作了修改，再呈毛澤東。
1939年2月22日，毛澤東又寫一封信致張聞天轉告陳伯達：伯達同志的文章看了，改處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見，請轉伯達同志考慮。……是否有當，請兄及陳同志斟酌。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又補充了三點意見。
一步步爬上高層
借助于對中國古代哲學的探討，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澤東請教，陳伯達與毛澤東的關系日益密切起來。1939年，毛澤東提名，調陳伯達到毛澤東辦公室工作。
陳伯達調任的職務是“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副秘書長”。而當時毛澤東為中央軍委主席，因此陳伯達實際上就是毛澤東辦公室副秘書長。
毛澤東給陳伯達擬定了四項任務，即四個研究課題：《抗戰中的軍事》、《抗戰中的政治》、《抗戰中的教育》、《抗戰中的經濟》。在毛澤東的直接指導下，陳伯達做了大量的資料搜集工作。陳伯達說，是毛澤東幫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從古代轉向現實生活。從此陳伯達便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成為中共中央秘書處秘書不久的陳伯達出任秘書長兼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后來，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陳伯達被任命為主任。雖然職務在不斷變動，但陳伯達一直沒有脫離做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這一最重要的職務。倚仗毛澤東的信任，陳伯達很快進入中共高層，盡管他的職務并不很高，但他所處崗位的重要性卻不容忽視。陳伯達以后能夠飛黃騰達，起點便是毛澤東秘書這一職務。(《黨史博覽》2009年第4期 趙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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