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老師生病以后，體育課他只能陪著學生在操場上玩耍。
多年兩地分居，肖老師通過打電話與妻子交流感情。
肖老師宿舍到處堆放著藥物
家在主城區，工作在100多公里外的偏遠村小，夫妻分居多年，忍受病痛折磨——
他在綦江偏遠的村小，妻子在條件良好的主城。多次有機會回城工作，與家人團聚，他拒絕了。
他有肺氣腫，肺功能只是正常人的18%，隨時有可能離開人世，卻從未請過一天假。妻子說：“家里不缺這幾個錢，求你別干了。”他拒絕了。別人問他為什么，他沉默不語。
28年，寂寞、病痛，用他的話說，已成習慣。
昨天，當清晨第一縷陽光伴著清脆的鳥鳴透過樹林，投射到肖大倫寢室的窗臺上時，他已站在空蕩蕩的操場上。
孩子們還沒來，操場上就他一個人，準確地說，整個小山頭上，就他一個人——即使孩子們來了，也不過多17個人而已。
56歲的肖大倫咳嗽著，咳嗽帶來的劇烈震動讓他像走了幾十級臺階，有些喘不過氣來。
天涼了——每年這個時候，他都要懷疑自己是否能撐過冬天。去年，他的肺功能還有正常人的52%，今年，就猛地下降至18%。
操場邊的月季花和蔥蘭，是17年前他到木瓜村小時帶領孩子們種的。現在，花還在，昔日輝煌的學校卻已變得如此蕭條，學生人數由300多人減到現在的17人，其中有8人還是學前班的孩子。昔日近20名老師也早轉行，或調到更好的學校——除了肖大倫。
7年，綦江最偏遠的木瓜村小，他習慣了一個人的堅守
“我們村又窮又偏，沒老師愿意來。要不是肖老師堅守在這里，可能有些孩子要輟學。”
永新鎮木瓜村位于綦江縣最北端，木瓜村小是綦江最偏遠的村小。2002年鄉鎮建制調整，教委準備撤銷木瓜村小，鄉親們不同意：“撤了，孩子們上課要多走20公里。”
木瓜村小保留下來，卻只有一、二年級和學前班。從這年起，自愿留下的肖大倫，成了學校唯一的老師。直到兩年前，中心校才請了一名當地婦女，協助他帶學前班。
“肖老師生病了，聞到油煙味就喘不過氣，中午再也無法幫助孩子們熱午飯，只好另外找個臨時工。”中心校校長朱朝全告訴記者。
學校條件極差，操場上一個木制籃板早已腐朽，上面千瘡百孔，磚砌的乒乓臺垮掉半邊，教室地面坑坑洼洼，窗戶上的木楞多數也已被蟲蛀爛。沒玻璃，一下大雨，雨水就會飄進教室。還好學生不多，肖大倫就將課桌集中擺在教室中間。
今年夏天，學校的水管壞了，喝水要到一公里外的山腳下去挑。每天早上，肖大倫都會發現操場邊有兩桶清澈的泉水，直到水管修好。后來，他才知道，這是附近70歲的村民李代黎和58歲的明宗印得知他生病不能挑水后，輪流為他挑的。
“我們村又窮又偏，沒老師愿意來。要不是肖老師堅守在這里，可能有些孩子要輟學。”木瓜村支部書記明宗一說：“全村百姓都感謝肖老師。”
肖大倫要負責一年級9名孩子所有的課程，歷年來，他所教的班級每次考試成績，在全中心校排名都是數一數二。
28歲的姚玉梅曾是肖大倫的學生：“1993年肖老師接我們班之前幾個月，我們幾乎每周都要換個老師，因為老師們都不愿意留在這里。”姚玉梅清晰地記得16年前，肖老師第一次走進教室時說的話：“孩子們，肖老師永遠不會離開你們，永遠不會。”
14年，他習慣了肺積水、肺氣腫的折磨，還想挨到退休
“醫生說，他不能再上課了，因為粉筆灰對肺有刺激，還說他一旦感冒，就會……”
1995年6月，肖大倫病了，起因不過是場小小的感冒。因他教的班快畢業考試了，持續發燒的肖大倫沒有及時去醫治——去一次縣醫院，得花至少一天時間。
他就這樣拖著，直到半個月后孩子們考試完畢，沒想到竟拖成肺積水、肺氣腫，從此喪失了勞動能力。
前些年，肖大倫還不覺得嚴重，可最近10年，他明顯感到不行了，別說爬坡，就連在平路上慢慢多走幾步也累得氣喘吁吁。上課多站一會，就覺得呼吸困難，但他從不肯在講臺邊放一個凳子，實在堅持不了，就到窗邊做幾次深呼吸，再撐在講臺上給孩子們上課。
“我不能坐，坐著講課，是對孩子們的不尊重。”肖大倫說。
沒有一個孩子知道老師生病了。“我們都知道肖老師有這習慣，上一會課，就撐在講臺上停下吸一會氣。”6歲的學生王小靜說。
一次，肖大倫又撐在講臺上，一個孩子將自己的板凳端上講臺，讓老師坐一會。那次，孩子們看見了肖老師的淚水。
肖老師從沒因此請過一天假，即使上醫院，也是利用節假日。去年暑假，醫生檢查他肺功能只有正常人的52%，前不久，他病情又加重了，多說點話也會覺得接不上氣來，肺功能已降到18%。
醫生讓他必須每天吃藥、隨時吸氧，彭小玲給丈夫準備了一個氧氣袋，可氧氣袋沒加壓，密封效果不好，充一次只能管一天。
中心校領導也讓他休息，肖大倫也覺得是該治病了，可當他回到學校看到那些孩子，他再也無法說服自己離開他們：“班上的孩子除了肖鵬有媽媽在身邊，其他全是留守兒童，有的冬天還打著光腳板，我走了，沒老師愿意來，他們去哪里讀書？”
本月初，新橋醫院愿免費給他治療，肖老師高興了一陣子，可條件是要隨叫隨到。肖大倫馬上決定不治了：“我的學生比我的病更重要！這病，我已經習慣了，要我離開學生，我不習慣。”
“醫生說，他不能再上課了，因為粉筆灰對肺有刺激，還說他一旦感冒，就會引起突發性休克死亡。”14年來，妻子彭小玲什么話都說盡了，丈夫就是不肯丟下孩子安心治療。
“家里不差你這兩三千塊錢，求你別干了，身體要緊。”彭小玲是渝中區某建筑公司主管會計，兒子也大學畢業工作了，家境一直比較殷實，但她知道，丈夫這么賣命，為的不是錢，而是有精神支柱——對教育工作的執著，對學生的愛。“我能接受和他28年兩地分居，也有精神支柱，就是我對他的愛。”
在生命的倒計時中，肖大倫與時間賽跑著，他說，無論如何，也要挨到60歲退休再說。
28年，他習慣了寂寞，妻子也習慣了他的“不負責任”
“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我拿了國家的工資，就得盡到自己的義務。”
肖大倫一直住在學校，但在100多公里外的重慶主城區，他有一個溫馨的家。但自從結婚后，他一直和妻子過著兩地分居的生活，已整整28年。
肖大倫是當地人，1975年起在鄰近的埡口村小當老師時，認識了來自重慶主城的知青彭小玲。二人相愛了，1981年，回城后的彭小玲和他組成了家庭。
1982年，彭小玲給丈夫在主城聯系了一個好單位，可他拒絕了：“我離不開生我養我的土地。”
1983年，彭小玲當施工員的父親讓女婿跟他學當施工員，肖大倫沒聽岳父的話：“我喜歡當老師。”
1992年，彭小玲硬生生將丈夫拉進歇臺子小學，上了一節公開課，校長很滿意，決定接收他。可當天下午填表時，他就瞞著妻子悄悄溜回綦江，彭小玲氣得差點暈倒。
“主城條件是好些，工資也高很多，可主城已經有那么多好老師，不缺我一個，山村的孩子更需要我。和他們比起來，城里的孩子已很幸福，我兒子已很幸福。”
1995年，大坪小學也邀肖大倫去，他拒絕了。
……
就這樣，傻傻的肖大倫放棄了一次又一次機會，留在綦江，留在木瓜村小。
“除了放假，我一個月才回去一次，沒盡到丈夫和父親的責任。”肖大倫低下頭，眼里有了淚水。
兒子上小學時，被圍墻砸破頭，那時通訊不發達，彭小玲好不容易找人帶信給丈夫，可肖大倫依然等到周末才回家。“看到病床上的兒子，他哭了，可轉個背，他又走了。”彭小玲氣得大罵他沒心沒肺。可每次罵過之后，她又選擇了理解與支持，她早已習慣了丈夫這樣的“不負責任”。
木瓜村小建于上世紀70年代，坐落在一個小山頭上，最近的農舍，都在山腳。放學后，破敗的校舍如同一座陰森的古堡，沒一絲生氣。
肖大倫的寢室在樓上，穿過沒有路燈的走廊，在兩排廢棄的教室中間。一個電飯鍋，是他唯一的做飯做菜工具。
從2002年起，住在學校的老師，就只剩他一個。白天，他是老師，放學后，學校空蕩蕩的，他是孤獨的守夜人。
因沒安裝閉路，肖大倫也就沒有電視，整個學校唯一能發聲音的，是一臺老式收音機，接收信號不好。放學后，孤獨的肖大倫就一直讓收音機開著，不敢關掉，盡管里面傳出的噪音比主持人的聲音還響。
肖大倫記得，1992年剛到木瓜村小時，教室周圍根本沒樹，可現在，窗外茂盛的泡桐樹已比兩層樓的校舍還高。夏天，常常能看到蛇盤在樹枝上打秋千。
夜晚最難熬，肖大倫就盡量將課留到晚上備，找點事做。實在寂寞了，就給妻子打電話，或聽著窗外的蟲叫，望著窗外的樹林發呆。
從教34年來，肖大倫教過的學生數以千計，他們有的完成了大學學業，有的發了財，有的有了自己的孩子，但“習慣”了寂寞和病痛的肖大倫依舊在這偏遠的村小，孤獨地堅守著。
結婚28年，一萬多個想家的日夜，肖大倫說不清自己是怎么過來的，他只說：“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我拿了國家的工資，就得盡到自己的義務。” (記者 周立 文 記者 周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