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秉林，留英博士。北京師范大學和東南大學教授。從事機械故障診斷學研究以及高等教育管理和政策研究工作。1994年回國后任東南大學副校長，1996年調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2001年由國務院任命為北京師范大學校長。
又到了一個開學的時節。當孩子們背起書包或新鮮或不情愿地走進學校時，有著“教師搖籃”之稱的北京師范大學（下稱“北師大”）也迎來新的學期。
自2001年起任北師大校長至今，鐘秉林和這所百年名校一起走過了將近10年的時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十年的時間，鐘秉林給北師大的發展帶來了怎樣的改變？對于剛剛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中人們普遍關注的教育公平 等方面的問題，鐘秉林有怎樣的見解？帶著這些疑問，記者專訪了這位儒雅溫和并很少在媒體公開露面的大學校長。
師范畢業生已經供大于求
在人們的傳統觀點里，師范院校的學生畢業后只能去當老師或者大部分都走入了教師的崗位，而現在的情況是由于教師職業本身的特點（延續性強等），有許多師范大學的畢業生在畢業后走向了社會的各行各業。
鐘秉林告訴記者：“現在，社會上新教師的供給已經基本平衡，甚至供大于求了。”據其介紹，以2008年為例，我國師范生畢業76.5萬人（包括本科畢業生30.3萬人，大專畢業生24.3萬人，中師畢業生21.9萬人），另外還有17.1萬非師范畢業生通過認證獲得教師資格證書，累計達93.6萬人。而2008年基礎教育學校（即中小學）錄用的新教師只有25萬人，供給量大大超過需求量。
“這表明有三分之二的畢業生不是由于自己不想去當教師，而是因為沒有崗位，如果規定師范大學只能培養教師，而社會又不能提供充足的崗位時，問題也就隨之出現了。”鐘秉林說。
為了適應這樣的情況，鐘秉林認為：“走綜合化之路是高等師范院校發展的必然趨勢，但這并不意味著北師大會丟掉教師教育的傳統。”
但是師范大學的綜合化道路并不是“一帆風順”。據了解，目前高師院校設置的非師范專業已占專業總數的60%左右，非師范專業的學生也占到了在校生總數的將近一半。由此也引發了一場綜合化發展會否“削弱”或“虛化”教師教育的爭論。
對于這樣的質疑聲音，鐘秉林告訴記者：“不能用僵化的思維方式去看待所謂‘學術性’與‘師范性’之間的關系。”“綜合化發展與強化辦學特色、提高教師教育水平之間并不矛盾。”相反，鐘秉林說：“如果認為培養教師就無需重視學科建設和科學研究，才恰恰會‘削弱’甚至‘貶低’了教師教育。”
辦學自主權不到位
是產生大學“行政化”的現實原因
大學到底應該是“學堂”還是“官場”，大學“去行政化”問題曾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討論。
今年7月29日，歷時兩年修改、制定，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剛剛頒發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下稱《教育規劃綱要》）中提出，隨著國家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推進，探索建立符合學校特點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傾向，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高校“去行政化”大勢所趨。
對于此問題，鐘秉林強調，在討論大學“去行政化”問題時，“首先應明確大學‘行政化’的具體內涵及表現形式，明確‘去行政化’要解決的具體問題，同時要分析大學存在‘行政化’傾向的深層次原因。”
“大學行政化，簡單來說，就是把大學當作行政機構來管理，把學術事務當作行政事務來管理。”鐘秉林說：“如果從大學和政府之間的關系來看，‘行政化’主要體現在政府將大學作為行政機構或行政機構的延伸部門來管理，嚴格控制，管辦不分。”另一方面，從大學內部治理的角度來看，“‘行政化’集中體現為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關系失衡和分割、用行政權力對學術權力進行替代與壓制。”
究其原因，鐘秉林認為，“大學內部存在學術事務和非學術事務(或行政事務)兩大并行的權力系統，是產生大學‘行政化’現象的客觀原因。”而從歷史原因上看，“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主要是照搬‘蘇聯模式’，大學近乎于政府的附屬機構，學校在學科專業設置、課程教材標準、學生招收錄取、學歷學位授予、教師職稱評定、辦學資金使用等，都必須經過政府批準、檢查或審定，大學的辦學自主權十分有限，也導致了‘行政化’的產生。”
鐘秉林說：“大學辦學自主權落實不到位、政府行政權力缺少監督制約，是產生大學‘行政化’現象的現實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就是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等，都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對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作了明確的規定。”鐘秉林說。但對于具體的實施細則，“高校到底應該享有哪些辦學自主權、如何保障高校辦學自主權等關鍵問題，仍未有全面和明確的答案。此外，我國文化傳統中形成的‘官本位’意識突出，也導致一些大學行政人員甚至是學術人員對行政權力‘情有獨鐘’。”
鐘秉林表示：“‘去行政化’是一個系統工程，并非只是簡單地取消大學行政級別，更不是取消大學行政管理，關鍵是要從根本上鏟除‘行政化’產生的土壤。”具體來說：“其一，完善大學內部治理架構，協調好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之間的關系。現在的突出問題是，行政權力對于學術事務干預比較多，行政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學術資源的調配，甚至以行政決策代替學術決策。”再者，“要依法保障、切實落實并進一步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最后，“加強大學的科學管理，進一步提高行政管理和學術管理效能，更好地服務大學發展目標。”
高校排行榜漏掉了什么
2009年底，一份“中國高校績效評價報告”一經披露，便引發熱議。一時之間，對于該榜單科學與否的爭論不絕于耳。
對于目前社會上名目繁多的高校排行榜，鐘秉林表示自己并不是太在意，畢竟作為一個有15個一級學科位列全國前十的學校來說，“位居前列”似乎早已成為家常便飯。
對于大學績效評價，鐘秉林表示：“關注大學績效，講究投入產出，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出發點無疑是好的。但我認為高校排行榜能否站住腳，關鍵取決于三個因素，一是符合教育規律的價值取向，二是數據的完備性和可靠性，三是指標體系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鐘秉林說：“我關注的并不是北師大的排名，而是我們應如何遵循教育規律去科學地評價一所大學的績效？”一所大學的績效如何，確實可以從生源質量、人才培養質量、畢業生去向、就業率、工作后薪金、教師隊伍素質、科研項目與成果等多方面去考量，但一個學校在關注弱勢群體、為促進教育公平所作出的貢獻，也應該是體現大學績效的重要方面。
據鐘秉林介紹，“2009年統計數據顯示，北師大來自西部地區的學生，占全部在校生的40%，來自農村的學生大約占三分之一，來自貧困家庭的學生占四分之一左右，少數民族學生的數量超過10%，在北京僅次于中央民族大學，而女性學生則占到一半以上。”
而“西部、農村、女生常常是我們關注的弱勢群體的代表”，鐘秉林說：“綜合比較西部地區、農村地區、貧困家庭、少數民族和女性學生的比例，北師大在促進教育公平上的貢獻率排在教育部直屬學校的前列。”遺憾的是，目前國內大學排行榜的指標體系中，卻鮮有將其納入其中的。
校長答題
問：您理想中的大學和成功的大學校長是什么樣子？
答：我理想中的大學是自主辦學，學術自由，氛圍寬松并充滿活力的。成功的大學校長應該是由實踐和時間檢驗和評價的，即在他不當校長之后，在學校發展史中留下了什么。
問：您認為目前高等教育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首先是改革傳統的教育觀念，這是先導；二是改革大學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構建現代大學制度，這是關鍵；三是改革大學的人才培養體制和模式，這是核心。
問：您怎么看“上學難”問題？
答：現在我們提到的上學難、上學貴不完全準確，應該是上好學校難，上國際學校、私立學校以及擇校貴。目前社會上廣為詬病的輔導熱、辦班熱、擇校風、條子生、高考移民 等現象，其背后深層次的原因是老百姓對于好教師、好學校的認可和追求，是對優質教育資源的向往和非理性競爭。
解決“上學難”的辦法，就是拓展優質教育資源，但困難也恰恰在此。辦好一所學校，無論是小學、中學、大學，都有其自身的規律，周期較長，尤其是教師隊伍的建設和優良傳統、校風學風的形成，更要靠長期的積累。沒有錢辦不好學校，而光靠錢也是堆不出一所好學校的。
問：作為大學校長，您遇到過的難事兒是什么？
答：難事不少，例如應對北師大附屬幼兒園、附小、附中的招生錄取，比北師大每年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招生要難的多。這也與“上好學校難”相關，反映了當前教育領域的主要矛盾所在。
對高等教育來說，網上錄取，不到調檔線，說破天也沒用，但基礎教育階段就難多了。有憑學業成績的，還有靠體育、藝術特長的，也有想靠權力或金錢的等等。我贊同今后在高考錄取中取消大部分特長加分，遏制社會上變所謂特長為高考敲門磚的功利化風氣；當然，其前提是對于真正的特長生有規范的選拔渠道，如自主招生等。
問：作為大學校長，有什么難忘的事兒？
答：當校長忙，有時候會遇到很多棘手的問題，但是每年也都有高興的事和難忘的時刻。第一是畢業典禮，看到學校培養出了又一批優秀畢業生；第二是開學典禮，看到一張張朝氣蓬勃、充滿希望的年輕面孔；第三是在國內出差或者國外出訪時，看見工作在各個崗位上的北師大校友，每次都為他們取得的出色工作業績和對母校的情誼而感到高興和感動。
問：北師大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答：歷經百年形成的深厚的人文積淀和“愛國進步、誠信質樸”的優良傳統，以及“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校訓精神。當然還有全體教職員工對于學校強烈的認同感和深厚的愛校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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