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王辰 攝
中國(海南)改革研究院遲福林院長近日心情愉悅，月前該院在北京舉行改革形勢分析會上，與會專家學者評價中改院“不缺鈣”。
遲福林認為此言是對這家民間智庫十八年探索的肯定。“不缺鈣”正是中國民間智庫多年謀求的境界：獨立性，創見性。
智庫，即智囊機構，也稱思想庫，由專家組成、多學科、為決策者在處理社會、經濟、科技、軍事、外交等各方面問題出謀劃策，提供理論、策略、方法、思想等的研究機構。嚴格意義上的智庫是獨立于政府機構的民間組織，但它力圖使自己的主張獲得公眾的支持和決策者的青睞。
中國古時即興“謀士”。戰國時代的蘇秦，屢出合縱連橫的高招而佩六國相印。明代文學家馮夢龍編撰名著《智囊》至今廣為流傳，遠播海外。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以政策研究為核心、以服務政府為目的“智庫型”機構大概兩千個。長期研究國內智庫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今年初接受媒體采訪時從法律角度將民間智庫分為三類：企業型、民辦非企業單位法人型、大學下屬型。
中國現代民間智庫上世紀八十年代始現。中國第一家民間智庫綜合開發研究院于一九八九年在深圳成立。
中國(海南)改革研究院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成立，次年乘著改革的浪潮，退出原隸屬于海南省政府的事業單位身份，被改造成股份制、非營利性的法人單位，實行董事局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成為研究獨立的民間智庫機構，以“直諫改革，建言國是”為己任。
為何中國民間智庫如雨如春筍般出現？
遲福林分析說，首先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需求。當今中國在復雜環境下進行開放、市場化的經濟建設，對智庫的需求較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其次是中國改革發展的產物。在過去思想禁錮的時代絕不允許智庫產生。民間智庫的出現是中國社會走向進步的重要標志；其三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需要更廣泛地和世界對接。通過民間智庫和世界加深交流很有必要；其四中國社會涌現一批有抱負、有思想熱心于智庫的知識分子群體。
中改院探索中國特色的民間智庫發展模式，經過十八年的實踐，形成了“官方背景、民間機構、事業法人、企業化管理”的研究體制，其發展模式被學術理論界稱為中國政策研究領域的“中改院現象”。遲福林介紹，中改院以“客觀性、戰略性、網絡性”主導和支撐獨立性、創見性的政策研究。客觀性即敢于反映客觀實際問題，而非揣摸領導意圖。十八年來，中改院提交改革政策和立法建議報告一百二十多項，前瞻性地提出改革股份制、社會保障制度，轉變政府職能、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等，產生廣泛影響。
“中改院八年前提出海南建國際旅游島，八年后成為海南乃至北京上層的共識，說明當初的建議符合海南發展的客觀規律！”他欣慰地說。
中改院致力研究的戰略性。面對國際金融危機，中改院去年率先提出研究世界新興經濟體，為決策者提供新思路。建立一支多學科、國內一流的專家精英網絡，是中改院提出“有見解、有骨氣”的政策建議的另一個妙招，遲福林稱此舉是廣泛集聚社會智慧。
在當今開放環境下，戰略性研究須具備國際化視野，中改院開辟國際合作項目與學術交流，迄今舉辦論壇和學術會議一百八十多次。
中改院和越南中央經濟管理研究院二00四年聯合發起中越經濟改革比較論壇，迄今舉辦六次，“中國改革經驗受到越南重視，通過民間智庫擴大了中國的影響力。”遲福林說。
然而，遲福林對目前中國智庫的發展現狀也有困惑。他坦言兩大問題困擾著民間智庫的發展。一是體制，官辦智庫和民間智庫身處不同體制，“民間”有時即被認為“異化”，為此他常遭遇質疑：研究這些敏感問題目的何在？
遲福林認為，智庫不應以體制內外區別對待，評價智庫的標準應是研究的貢獻和價值。這是目前沒有官方背景的民間智庫很難發揮作用的癥結所在。
二是觀念，中國作為大國，它的發展不僅需要領導個人智慧，更需要社會智慧，智庫是集合社會智慧的載體，但目前一些人對智慧價值的理解尚淺，不認為它“值錢”。他透露，作為院長，他的三分之二精力用在籌集辦院經費上。
事實上，民間智庫遇到體制、經費等瓶頸外，還面臨公平競爭、人才建設、稅費政策等不公待遇，和政府溝通的管道亦待暢通。
但是，遲福林對中國民間智庫的發展前景看好。
他說，目前政府決策對智庫的需求是需大于供，“未來五至十年，中國民間智庫將加快發展，”民間智庫在無論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有巨大發展空間；改革為民間智庫體制探索提供了新路，同時隨著社會認可度加大，民間智庫的發展環境將得到明顯改善。
“隨著中國與世界對接力度加大，提高民間智庫的影響力也是提升中國國家軟實力！”他稱。(記者 王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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